《新华文摘》2004年15期摘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的文章《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文章说：
关于战时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相关的研究并不能算少，但由于研究者受力不能及的史料方面的条件限制，人们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大多是日方的文件和回忆录。而当事的另一方即国民政府方面，所披露的文件极为有限。现存于台湾“国史馆”中蒋介石特交档案中的一组记录，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得以一窥蒋介石对和谈条件的真实想法。
文章说，蒋介石亲自审核过的这一对日议和条件，是张群、陈布雷、张季鸾等在1940年8月间为著名报人和政论家，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的张季鸾赴港与日方接触所准备的。
张季鸾活动虽说胎死腹中，未能与日方接上关系而正式出台，但为张季鸾活动而准备的若干文件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能够反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真实想法的最为系统的文件，对于我们认识和评判蒋介石的议和立场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为张季鸾活动而准备的文件由《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及《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等草案及讨论稿组成。其中，《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以下简称《纲领》)是指导整个对日议和活动的一份基本文件，议和的依据和基本条件皆源于此。
文章分析说，《纲领》首先讨论了中国的建国原则，然后再根据这一原则来讨论中日关系应如何处理。所谓建国原则，实际上是对三民主义在进行抗日战争新形势下的新诠释，即分别根据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要义来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确定基本原则。
关于民族主义，《纲领》提出两方面的要义：“我国应外而与各有约国家缔结平等互尊之关系，内而扶助边疆各少数民族之平等政府”，即对外争取与各国的平等地位，对内奉行民族平等主义。值得治史者注意的是，显然是针对蒙藏问题，《纲领》提出来一个中国联邦的构想，这一联邦的构想在以往的研究中甚少提及。《纲领》提出：“应对于外蒙政府开始交涉，对于西藏当局需密切接触，期建成中蒙中藏之新团结，而最后达到使外蒙古西藏以联邦之形式，完全复归于中国统治之下。” 蒙藏问题的提出，显然是用与“满洲国”问题做对比和区分的。日本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扶植成立了“满洲国”，自是想步外蒙的后尘，使东北脱离于中国之外。对此，《纲领》一方面表示，将来要使外蒙复归中国的统治之下，另—方面，更直接地指出，东北问题与蒙藏问题完全是两码事，“满洲伪国与蒙藏不同，其地本为普通行省，其人民最大多数，本与各省人民完全属于同一之民族系统，故其解决之方法应不同于外蒙西藏”。
遗憾的是，尽管《纲领》认为东北问题与蒙疆问题在根本上不同，但面对日本多年的军事占领和一再把承认“满洲国”作为中日议和的基本条件的现实，《纲领》在对东北问题的具体处置上又表现出很大的妥协性。《纲领》提出，东北被日本侵占已久，因此，在我国不能用兵力收回的过渡期间，“应视为与外蒙西藏相类之悬案”。这一类比，虽然加了时间上的限定，只适用于过渡期，保留了日后以武力收回的可能，但它仍充分显示出重庆政府在东北问题上的无奈和消极。
文章最后说：通过对这一组并未正式出台的议和文件的解读，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对于关内地区，他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地撤军，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则更进一步，如要求日军全部退到长城以北，废除战前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在关内若干地点的驻军权，取消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其他的不平等特权。对于东北地区，他表现出了较大的妥协性，未能将同是日本侵略造成的东北问题与关内地区同等看待，而准备以特殊方法予以处理，无论是让中国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的主张，还是通过强化溥仪政权而阻止日本操控的主张，都是有损中国主权的。但是，从文件各处所表露出来的整体构想来看，蒋对东北问题的处理，似仍不可以“出卖”东北而名之。蒋介石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等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