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丛刊社有关同志二三年的辛勤工作，这本汇编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报刊工作的文集，即将付印了。
承丛刊社同志厚爱，让我先读这部书稿，写个序言。
我是在新四军部队中锻炼成长的一名新闻兵，对于要编印这本书，我是很支持的，至于作序，不大敢当，只好写点初读感言。
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报纸，对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都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报纸、刊物的沿革、创办或停刊，刊期长或短，油印或石印、铅印等等，都和当时当地的斗争情况分不开。我以为那个时代的报史，应该是当时党史、军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出版党史、军史的书比较多了，出版的报史就相对的少。如果现在编撰全华中的报史困难还多的话，先出这样一本史料集，还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通读这部书稿，觉得它内容很丰富，许多报刊，许多报人报事感人至深，不少情况也是我前所未闻的。读了让我大开眼界，很受教育。读到动情处，会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这本文集给我们提供了华中各地的报纸刊物、通讯社、新闻学校的概貌，包括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东南局、中原局、华中局，新四军部队各师和各个战略区、地、县等等先后出版过哪些报刊，以及它的主要情况。限于主客观条件，难免还有不少遗漏，但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报刊应该说都包括进来了。除了各级党委和军队的机关报以外，还收进了一些统一战线性质和专业性的报刊(包括画报)。还介绍了我们曾出版过几种以灰色面貌出现、以利送进敌占区的报纸，和日本“反战同盟”用日文出版的报纸。通过这许多史料，让我们看到：
那时报纸所处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1940年5月到皖东北视察。他在干部大会上讲话，把扩大部队、建立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和办起了报纸，作为开辟新区四个方面的成绩来评价。当年10月，江北的新四军和南下的八路军胜利会师，少奇同志到达苏北，他马上创办《江淮日报》，并亲自兼任社长。书稿中好几处写到，我军以武力收复失地，用办报纸来动员群众。有的领导同志说，我军挺进敌后，能把报纸办起来，就是胜利，把报纸办好，是更大的胜利。开辟新区，报纸是重要的思想武器。“武装头脑，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坚持敌后斗争，报纸更是飘扬在抗日根据地上空的一面旗帜。
当年的敌后根据地，大多是被敌人分割、封锁的偏僻农村，经济文化落后，交通很不方便。在这样的环境中，报纸就是传递信息的最先进的工具。通过报纸，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宣布和解释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罪行，揭穿他们的谣言和阴谋诡计，报道我军的胜利消息，介绍根据地各方面工作成就和人民群众的创造。那时，书籍很少，报纸也成了于部、群众学习政治、学习文化的“人民教科书”。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技术状态，报纸印数有限，几个干部能分到一份报纸就不容易了。大家抢着看，轮流读，把重要的内容摘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敌占区的人民也非常想看根据地的报纸。整张的报纸带进敌伪据点有危险，有的就把报纸剪成许多纸条夹在别的东西里面带进去。那时报纸的出版状况，常常是斗争形势的一种反映。油印报改出铅印报，3日刊、隔日刊改出日报，小开张改为大开张，都是形势好的体现。各地的领导和报社同志总是把坚持正常出报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反对敌军“扫荡”的时候，坚持出版铅印报，尤为重要。坚持反“扫荡”、坚持原地斗争的干部和群众，能看到自己报纸，就知道共产党、新四军还在这里领导人民对敌人进行斗争，从而鼓舞起很大的信心。有的地方干部，夜间把报纸贴在大路旁的墙头上，人们白天看到报纸，奔走相告：新四军没有走。我们报纸照出，人民高兴，敌人害怕。有的同志说，当年根据地的报纸，可以说是新四军的一支劲旅，一个方面军。
这本文集还反映了党政军领导和广大新闻工作者许多很重要的经验和优良作风。
党和军队的领导重视报纸工作，是很突出的。部队挺进到哪里，就马不停蹄地抓紧创办报纸。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同志处处亲自动手，亲自确定办报方针和要求，亲自选调办报人员(有的还亲自谈话)，要把优秀干部调来办报，亲自关心解决办报的物资和改善印刷条件。比如侦察到某个敌占城镇有日产油印机或铅印印刷厂，布置攻打的部队要把这些东西弄回来。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有的领导机关布置后勤部门，通过各种办法和关系采购报社必需的纸张、油墨和干电池等器材，要求与军需物资、医疗药品那样保证供应。
我们党在根据地办报，贯彻执行全党办报的方针，许多重要将领和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动笔写文章。不但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同志不要旁人代劳，工农出身的领导同志，也是亲自握笔。个别同志确实有困难，他自己先写了初稿，再请别的同志和他一起商量补充、修改和润色。
领导同志亲自参与办报，对干部进行党报观念的教育，并把为党报写稿作为一项工作布置和检查。报社同志依靠全党办报，很重视发展和培养通讯员。先是个别吸收通讯员，进而编成通讯小组、中心通讯组、通讯总组，建立起相当健全的通讯网。那时，脱产办报的专业人员很少，报纸的地方新闻主要靠通讯员提供。有的通讯员被聘为特约通讯员，成为不脱产的记者。有的干部积极参加办报，政治上文化上进步都很快，工作也做得好。有的地方得出一条经验：培养通讯员起到了培养干部的作用。
当时的领导重视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信任和尊重新闻工作干部。对于调到报社的知识分子，不论是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当时叫大后方)来的，本地出来参加工作的，还是从国外回来的，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他们对报纸的领导，主要是帮助报社同志掌握政治方向，不具体干涉报社日常的新闻业务，还处处关心和爱护新闻干部。报社干部看望请示领导同志，不会受到阻拦，在领导同志面前也可以畅所欲言，很少顾虑。报纸工作难免出些差错，这时也不会引来严厉的训斥，而是领导同志热情帮助分析，得出教训，逐步走向成熟。这种既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又是同志之间如师如友的亲密关系，至今仍令人怀念。
在报社工作的知识分子，深感自己受到党的器重，看到所办的报纸受到读者的喜爱，一心想把工作做好，斗争环境险恶和物质生活艰苦，都不在话下。那时报社人手少，常常是既是编辑又当记者，写出稿子，编排好版面，又参加刻写钢板，印刷报纸，有的还一起分封报纸参加发行。工作上精益求精，不断创新。比如研究怎样磨细铁笔，使写出的字大小和报上普通的铅印字差不多大。还研究怎样调配油墨，掌握好印刷轻重和角度，做到用手工油印的报纸，一张腊纸竟可以印刷到二三千份，而且版面美观大方，比一般的铅印报还好看。油印报一般都是黑白的，经过研究，进而可以套色，再进而印出五色套印的精美画报。由油印改铅印，是个飞跃。有了铅印机，却没有铸字的铜模，常用字易损，印刷厂同志想出土办法，翻铸出新的铅字。逢到重大节日，报社同志想出大报，印刷厂的同志积极想出办法，在4开机上印出对开报，还叫人看不出是分两次印的。当时铅印机被誉称“我们的政治大炮”，印刷厂同志努力发挥它的作用。有的印刷厂正在印报，附近响起了枪声，同志们沉着应对，坚持把最后的几百份报纸印完，在驻地群众的帮助下，迅速拆下和埋好机器才胜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令我流泪的是当读到许多新闻工作者壮烈牺牲和人民群众冒险掩护我们同志的动人事迹。在敌后办报，处于游击战争环境，部队指挥机关常变动驻地，报社有时靠近领导机关，有时单独活动。住在老乡家里，和老乡相处得很好，常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敌情严重的时候，报社人员也会分散到老乡家里打埋伏，遇到敌伪军来搜查，房东都把他(她)们当作自己子女来保护，如果敌人怀疑，其他邻居也会出来作证掩护。苏南太滆地区报纸女编辑吴梅(吴曼华)一次在敌人“扫荡”时被捕，她夜晚乘看守的伪军疏忽，逃了出来，藏在一个老乡家。次日敌伪军出动搜查，他们说吴梅是个女新四军，身残背驼，行动不方便，不可能逃得很远。敌人逐家逐户查问，每家每户都说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查到吴梅住的那家时，幸好老乡在黎明前已把她转藏到一个偏静处，敌伪扑空而去。老乡们是冒着人被杀、房被烧的危险将吴梅保护下来的。根据地的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新四军，也热爱代表他们利益的新四军办的报纸和为老百姓办报的好同志。
有自己的军队作依靠，有人民群众掩护，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有许多新闻战士为党的新闻事业付出了生命。他们有的在战场上采访或随游击队活动时牺牲，有的在敌伪“扫荡”“清乡”中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仅新四军第五师、鄂豫战略区的《七七报》、《七七日报》社就有3位社长1位副社长先后牺牲；为送报纸和内部文件的交通员，在反复多次冲过敌军的重重封锁时，先后有30多人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些可尊敬的先行者，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办报的历史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客观环境变了，我们国家强大了，办报的物质条件大大地改善了。但在战争环境中发生的事情，起指导作用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和作风，对现在的人们，仍有学习、借鉴的价值，还可能起激励作用。
这本文集的出版，如能引起新闻界、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兴趣和重视，在哪个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新闻教学单位立个研究课题，筹集到一笔科研经费，花几年时间，写出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史的专著，将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作为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老人、老新闻工作者，我盼望着，我期待着。
2003年5月上海
(编者注：本书已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