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的过程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和平谈判并不和平。为了联合抗日，红军游击队在谈判中表示：在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后，可以下山改编为抗日部队。国民党方面却将“停战”称为“招抚”，“改编”叫做“收编”，要求红军游击队“投诚”“自新”。闽西红军游击队开始谈判时，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条件竟是：“取消共产党、红军、苏维埃在闽西的一切组织”，“即日发表投降自新宣言”，“有枪者点验收编，徒手的遣散”。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呼吁谈判时，国民党方面也提出“自新纳降投诚”、“下山开荒种田”、“免死不咎既往”等谬论。最初的谈判，几乎都经历了这种“改编”还是“收编”的斗争。
国民党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未能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在他们的无理要求被拒绝以后，又将斗争从谈判桌移到了战场。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第一五七师谈判时，理所应当地拒绝了苛刻条件。第一五七师即向红军游击队发动进攻，悍然逮捕了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谈判代表卢叨等12人。在各界人士纷纷对这种破坏谈判的行径提出强烈抗议后，第一五七师才被迫释放何鸣等人，恢复了谈判。浙南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的谈判，谈到第17天，国民党方面竟宣布“停抚进剿”。战斗中，红军游击队的谈判代表陈铁军负伤被捕，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牺牲。直到七七事变以后，“进剿”浙南的国民党军陆续调往淞沪地区，谈判才得以恢复。
更为卑鄙的是，国民党方面还将谈判作为诱捕红军游击队领导人的手段。在鄂豫边的谈判中，河南省第九行政区专员武旭如指名要与周骏鸣面谈，同时将保安团部署在谈判地点附近，企图扣押周骏鸣，逼迫红军游击队缴械。这个阴谋被识破而未能得逞。在闽东的谈判中，国民党方面邀请叶飞亲自到桃花溪谈判，同时派出保安团两个连向桃花溪扑来。闽东红军游击队识破阴谋，将计就计，预先选择有利地形设伏，给了保安团以痛击，迫使国民党方面不得不继续谈判。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以后，是否仍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谈判中尖锐斗争的焦点。国民党方面要求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受国民政府调遣”，“受当地驻军指挥”。为了使红军游击队摆脱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对游击队的领导人或以高官厚禄来拉拢，或以出洋、受训来分化瓦解。在闽西的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提出：“张鼎丞可以到省政府当厅长，邓子恢可以出洋。”在闽东的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先是许愿叶飞当旅长，后来又说谈判代表范式人就可以当师长，条件是部队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在浙南的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所有政工干部要全部到南京受训，另行分配工作。”这些引诱和胁迫，都被红军游击队所识破，遭到坚决拒绝。
红军游击队改编时的集结地点，也在谈判中有过激烈争论。国民党方面要求闽西红军游击队沿漳(州)龙（岩)公路到龙岩县城附近集中。张鼎丞、邓子恢警觉地注意到，这个集结地点便于国民党军调动兵力，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坚持要在不通公路的游击区基本村白沙和金丰集结。国民党方面要求闽东红军游击队开赴宁德县城集中和点验。红军游击队认为这有可能是个“聚而歼之”的阳谋，坚持在游击队根据地中心为桃花溪集中，而且强调场地太小，只能一个连一个连地轮流点验。关于集结地点，多数红军游击队保持警惕，坚持了“独立自主靠山扎营盘”的原则。但也有个别领导人警惕性不高，进驻城市，吃了大亏。
谈判达成协议斗争仍在继续
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囿于反共成见，不仅在谈判中多方刁雅，在谈判达成协议后仍然挑起事端，破坏协议，千方百计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光后制造了“漳浦事件”、“瑞金事件”、“万家惨案”和“泉州事件”。
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以后，国民党第一五七师借口需要集中训练，命令独立大队进驻漳浦县城。对此，中共闽粤边特委发生了意见分歧：多数同志主张留在游击基点，已任独立大队大队长的何鸣认为应当服从命令。1937年7月13日，何鸣擅自率独立大队开进漳浦县城。7月16日，第一五七师以点名发饷为名，要独立大队到体育场集中。在预先埋伏的两个团包围下，缴去了独立大队近千人的全部轻重武器。同一天，第一五七师还袭击诏安县月港村，逮捕了在那里开会的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等12人，并在几天后杀害。
“漳浦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独立大队的80余名干部战士在副大队长卢胜、参谋长王胜带领下潜出县城。第二天，又有100多名干部战士逃脱国民党军的看管。这些突围的干部战士编成一个连，重新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又有近两百名老战士陆续归队编入新四军时，已有300余人。
1938年1月11日，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人谭震林一行7人，从闽西前往赣南向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汇报工作，途经瑞金县城。谭震林召集中共汀瑞中心县委和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的干部开会，商讨编入新四军的准备工作。驻瑞金的国民党第三十三旅旅长黄镇中派出一个营，突然包围开会地点，逮捕了谭震林等40余人，枪杀了游击支队干部萧忠全。翌日，已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秘书长的温仰春，带着从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的电台、经费，一行20余人回闽西途经瑞金，也被黄镇中部扣押。同时，黄镇中还派兵奔装兰田、武阳的游击支队驻地。由于地下党组织派交通员及时通报消息，游击支队连夜转移，才避免了流血冲突。
这起严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瑞金事件”，斗争延续了多日。当时，温仰春带着国民党当局任命谭震林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的委任状。黄镇中不得不区别对待，释放了谭震林、温仰春等，但却仍然扣押游击支队的干部。他对这些干部或封官许愿，或百般折磨，软硬兼施，妄图借此瓦解游击支队。经新四军军部再三抗议和交涉，黄镇中才不得不释放被扣押人员。
1938年1月21日，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一支独立活动的小游击队，奉命前往江西省浮梁县瑶里参加改编，途经安徽省宁国县万家村。宁国县保安队收缴了游击队的枪械，惨无人道地活埋20余名游击队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家惨案”。
闽中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改编为第八十师特务大队以后，国民党方面仍不断施展阴谋。11月初，第八十师借口金门失陷，前方吃紧，命令特务大队进驻泉州。接着，要将特务大队再度改编为第二三七旅的一个营。还派人假冒特务大队在泉州街上抢劫商店，企图嫁祸于人。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了中共闽中工委书记、特务大队大队长刘突军的警惕。他想去找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要求尽早将特务大队编入新四军。1938年3月10日，刘突军向第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请假去福州。钱东亮密令部下将途经莆田的刘突军扣押，当即秘密杀害。3月11日，又以一个团包围特务大队强行缴械。
中共闽中工委获悉“泉州事件”，立即向新四军福州办事处报告，并动员泉州各界人士救援。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先后找第八十师师长陈琪、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等交涉，终于迫使钱东亮释放了特务大队全部人员，交还了武器装备。1938年5月，这支出生入死历经坎坷的部队开抵皖南，编为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第二连。这是最后一支编入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
中共中央关注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
在南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期间，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尽可能地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指示对统一战线形势下如何“灵活的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作了详细的具体阐述。
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传达给南方红军游击队，是当时最为紧迫的工作。1937年5月24日，周恩来在西安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顾祝同谈判时，就提出要派人去和南方红军游击队联络。6月间，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时，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国民党当局拖延未作答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先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来延安汇报工作的干部派了回去。7月，周骏鸣返回鄂豫边游击区，同去的有胡龙奎，行前毛泽东、朱德都和他们谈话，指示了新形势下的工作。中共中央又派方方返回闽西游击区，同去的有王集成、梁国斌。派邓洪返回湘鄂赣游击区，同去的有张正坤、胡荣。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继续谈判，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才同意中共中央派人与南方各游击区联系。周恩来8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现已与军何商定，允许我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意旨，并协助各边区传达改编”；要求担任联络任务的人员速到南京，转往各游击区。8月下旬，中共中央即派郑位三、萧望东、张体学、程启文南下，经南京赴鄂豫皖边游击区。张云逸则是经香港到福州，寻找闽东、闽北红军游击队。此后，还派张铚秀等到了湘赣边游击区。中共中央多次设法寻找湘南红军游击队，一直未能联系上。1937年12月，特地调派曾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的王涛从延安返回湘南。几经周折，王涛在乐昌县坪石找到了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向他们介绍了形势，帮助了改编。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及时给予了帮助。浙南的第一次谈判宣告破裂后，中共中央即由贺龙给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刘建绪写信，以同乡和早年同学的情谊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劝他恢复谈判，携手抗日。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谈判中接受了国民党派来副司令、参谋长、副官主任、军需主任的条件。张闻天、毛泽东于1937年9月4日致电叶剑英等，指出这样做“完全错误”，应“通知谈判代表停止谈判，即速回去，由傅秋涛另派代表，否定原定条件，重定办法”，强调“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后来，在已到武汉的董必武的指导下，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用群众反对的办法，赶走了国民党派来的人员。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为指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发出过许多电报和信件。例如，9月1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设法转告高敬亭在谈判中应注意的事项，再次强调“不许国民党插进一个人”。9月28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林伯渠，嘱他转告董必武即与项英、陈毅联络，“告以情况和政策”。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张云逸等，提出了南方红军游击队在谈判中应坚持的条件，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10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彬，要他就近联络各红军游击队，“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方针”。
“漳浦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一面通报其他红军游击队汲取教训，集结时“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一面通过各种途径，向国民党当局抗议和交涉。从8月起，张闻天、毛泽东连续致电在香港的张云逸，在南京的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在上海的潘汉年，要他们分别向南京政府、福建省政府和粤军提出严重抗议，宣布“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1937年10月和1938年2月，张云逸两次到福州，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就“漳浦事件”的善后处理向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作了严正交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