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到海门启东地区，我就在这个时候参加了抗日的地方工作。当时抗战的形势比较好，但是也难免有一些混进抗日阵营中的投机分子，叛徒顾志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顾志昌原是三阳镇上恒丰染坊老板的领养儿子，他少年时顽劣成性，不务正业，16岁就寻花问柳，人称他“花花公子”。在新四军东进时，他为了保护自己工商地主家庭的财产，花了一笔钱，找土匪部队作靠山，借抗日救国的名义，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所谓“三阳镇民众抗日自卫队”，自封为队长。这支队伍的成员大部分是三阳镇上的公子哥儿。
1943年，日寇对海启进行“清乡”。海启县委为了适应反“清乡”斗争的需要，将海四区划分为海南、海中两个区。顾志昌任海中区大队队副，后任副区长兼区大队长。这期间，我和顾志昌在一个区工作。当时我担任聚南乡党支部书记和乡民兵政治指导员，在工作上与他联系较多。
1945年春，顾志昌违抗组织决定，和恶霸地主王碁兰的幼女王德俊(三青团员)结婚，在干群中影响很坏。为此，组织上将他调任县人民自卫总队副参谋长。顾志昌对此心怀不满。领导上多次对他进行教育，但他不思悔悟，相反从对组织不满发展到公开叛变投敌。他偷偷地携带妻子逃到上海，与国民党反动派接上了关系，当上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十三中队谍报组组长兼海门四、五、六3个区的情报主任。之后，顾志昌带着反动部队返回三阳镇(属伪四区所在地)，猖狂地向我干部和群众开刀。他先把张惠和(我区委副书记)的房子烧光，继而又烧毁我乡里的不少党员、干部、民兵的房子，日夜捕捉区乡干部。他高喊“活捉到姜志英赏洋一千元”，气焰十分嚣张。
顾志昌几次下乡捉我，我在广大群众掩护下几次脱险。有一次，我和顾铁白同志(也是区委委员)被顾志昌亲信秦少元(也是叛徒)发现，这个家伙领着一批人拼命追捕我们，眼看就要被捕，群众顾石郎为了保护我们，谎说他们追赶的这条路跑不通。他们绕道追赶，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脱险。他们发觉自己上当，就将顾石郎抓到三阳镇敌人据点里毒打。后来我们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经过合法斗争，迫使敌人把顾石郎放了出来。事后我们去顾石郎家慰问，他深情地讲:“没关系，只要你们干部在，我们老百姓才能翻身。”阶级兄弟的话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敌斗争的信心。
顾志昌越来越丧心病狂，白天派便衣短枪队人员捉我，晚上他亲自带人到我经常活动的群众家敲门捉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全乡干部集中开会，他率领队伍把开会地方包围了起来，把先到的公安局联络员陶小白、三阳乡民兵大队长黄炳良和这家姓朱的房东当场打死， 把副乡长沈飞冲、乡税务干部张俊带到聚星镇敌人据点里杀害。游击队长刘祖英掩护战士撤退时被捕，被他带到三阳镇敌人据点，当晚即被杀害。聚东乡教师倪守成，民兵徐文昌，还有建群乡安良村的很多妇女都被顾志昌一手杀害。东南县委妇联主任王炎同志来聚南乡，途中被叛徒顾志昌发现后逮捕。晚上，顾软硬兼施逼迫王炎供出东南县委和警卫团的组织情况及活动地点，受到王炎怒斥，骂得他脸色发白。他用尽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但是王炎宁死不屈。第三天，顾志昌下令将王炎刺了13刀。王炎视死如归，在刑场上怒斥叛徒。王炎同志于1947年5月(农历四月十四日)被顾志昌杀害。
东南县委为了铲除这个杀人魔王，决定将县警卫团短枪队、游击营、民兵游击队，以及打入敌营的内线力量，都动员起来，采取各种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要消灭叛徒顾志昌。
1947年6月间，海启地区正是玉米、高粱、芦苇都长高的时候，顾志昌带了还乡团、保安团下乡割青。区委听了聚南乡党总支的汇报，决定抓住这个战机严惩叛徒顾志昌，为群众除害，为革命烈士报仇。6月17日，海中区游击营营长张清新把我找去，一起察看顾志昌带领队伍下乡割青地点，研究他的活动规律。傍晚，得到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报告，说有两辆汽车从三阳镇开到聚星镇，其中有一辆大的旧汽车已回三阳镇，另外一辆新汽车未见回去。经分析，估计顾志昌和伪区长郁云昌明天将坐这辆新的汽车去三阳镇。于是区委和营连干部研究决定，当晚带部队去和合镇以北、三渣店以南的公路东侧设伏。
18日凌晨，部队进入设伏地段，以教导员陈维仁和连长梁友山率部负责出击，营长张清新和我负责打敌人的顶头，聚星连负责打后卫。上午9点不见敌人的动静，怀疑走漏了风声，张营长与我商量，是否撤走。正在这时，一辆汽车从北边聚星镇方向开来，不久进入我伏击圈。张营长指挥机枪手立即开火。陈维仁教导员带着出击部队随即猛冲。叛徒顾志昌的汽车司机中弹受伤，汽车失去控制，掉进河里。顾志昌已中弹受伤，惨叫救命。冲上去的战士怒火满腔，当即给顾贼补上了几刺刀。这就是叛徒顾志昌的可耻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