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时节，我和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的几位前辈驱车从上海去江苏洪泽湖畔的半城。瞻仰彭雪枫陵园，缅怀新四军四师的卓著功勋，探寻父母当年的足迹，是我半城之行的目的。
我父亲罗会廉是新四军四师侦察科长，1944年12月3日在涡阳高楼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至今已整整60年了。近日，他的老首长、原中央军委副主席90高龄的张震亲笔题词：“怀念罗会廉同志。会廉同志殉国六十周年。”《张震回忆录》也记述了我父亲的牺牲经过和他们深厚的战友情谊。
我父亲是贵州普安人，家境殷实，从小在贵阳、昆明读书，后又远离家乡，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1936年，他到淮南铁路工程处修建准南铁路，1937年毅然放弃优裕的生活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八路军一一五师随营学校、抗日军政大学三期、军委二局参训班，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和情报参谋业务。
1938年，父亲奉调到永南书案店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四师前身）任侦察参谋。当时，这支部队刚创建，枪支190支，人员373人。司令员是红军著名将领彭雪枫，参谋长是张震。仅仅几个月时间，这支部队便发展到3400多人，成为豫皖边区一支规模可观、举足轻重的抗日武装。皖南事变后，父亲升任四科副科长，后又任侦察科长。父亲勇敢机智，又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很快在参谋工作和情报业务上有所建树。张震参谋长称赞父亲是他的好助手。
四师在新兴集有个大礼堂，彭师长取岳飞精忠报国之意，亲笔题名“精忠堂”。这个根据地的著名建筑就是父亲设计并组织施工的。四师的重大活动大都在这里进行，彭师长的许多著名讲演也是在精忠堂发表的。父亲还成立了测绘队，亲自授课，许多军用地图是四师自己绘制的。上个世纪50年代我见到一七九师的师长，他讲他曾经跟父亲学过测绘。父亲出身知识分子，但能跟工农干部、广大战士群众打成一片，邓子恢政委表扬他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典型。
父亲作为彭师长的联络员，协助长期埋伏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陈锐霆率部举行反内战起义，在淮北传为佳话。
1940年蒋介石悍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期间，国民党调集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9个师14万人，相当于我四师总兵力的7倍，向淮北豫皖苏边进攻。该部四二五团团长陈锐霆认为此时举行反内战起义，有利于化解国民党军的攻势，回击反共高潮。
陈锐霆将自己的想法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彭师长。不久来了一位身穿便衣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客人。他一见陈锐霆就当众说： “陈团长，我叫罗会廉，是你晚几班的同学，你还记得吗?”陈不认识父亲，见他气度不凡，估计是彭师长派来的，于是点头认可。父亲接着说：“我书教不下去了，现在经商养活一家老小。我们的经理是你亲戚，他知道我们有过前后同学关系，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随后他还要来，我也会经常来的。希望老同学多多关照，帮助我们通过关卡，把收购的土产顺利运出去。”就这样父亲在国民党军营里同陈接上头，住了两天，共谋大计。
1941年3月下旬，正当国民党军队即将渡河向新四军四师发动进攻的前夜，父亲第二次来到陈锐霆处。陈锐哼告诉他，国民党军两天后就要渡河向四师发动进攻，并详细介绍了敌方进攻地点、进攻时间及兵力部署。父亲立即返回报告这些极为重要的情报，四师据此迅速作出应敌作战部署。
几天后，父亲在两军的交战状态中，费了很大周折，第三次来见陈锐霆。陈锐霆向父亲讲了顽军新的动态和他急于起义的决心，并对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作了基本分析。父亲说：“在四师正处在连续失利的情况下，你率部起义对扭转战局是有利的。我估计，请示起义会得到批准。你就向这方面准备吧!”父亲虽然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好好休息，但事不宜迟，他匆匆地吃了一点饭，就上路了。
父亲向彭师长报告后，彭立即电报请示毛主席。正当陈锐霆望眼欲穿的时候，4月18日下午，父亲满头大汗地来到陈部，一见到陈锐霆就兴奋地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回电了，同意你们起义!”电报是打给彭师长的，其内容是：为了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反共，军事上迟阻李仙洲援韩，同意陈团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口号下，光荣起义。你们要：1掩护陈团到安全地带；2、照外围军待遇，使其军心巩固，抗战情绪提高；3、用陈团反内战事实，进行广泛宣传；4、付托雪枫代表党中央及军委慰问陈锐霆同志及全团将士。
4月19日，陈锐霆毅然率部1000多人在肥河战场举行了反内战起义。这次起义，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共气焰，迟滞了国民党军队深入敌后反共的罪恶计划。
进入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根据地军民也适时转入了强有力的攻势作战。四师在津浦路至运河之间的路东连续作战，重创日伪，捷报频传，收回了大片土地。父亲作为侦察科长，身先士卒地参加了所有的战斗战役。
根据上级部署，四师8月开始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彭师长誓师动员，亲率主力西进。父亲先于主力部队进入前方。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他为迅速恢复和新建路西情报网作出了很大成绩。
1944年12月2日，父亲奉命赴萧宿永检查工作，一行9人带着短枪，当晚住宿涡阳石弓山附近的高楼村。汉奸发现向敌伪告密。驻扎于宿县西临涣的日寇20余人、伪军300余人倾巢出动，于3日凌晨将父亲住处四面封锁，层层包围。门外传来了劝降的喊声。在生死考验面前，父亲宁死不屈，英勇突围。在翻越围墙时，他被墙外伏击的敌伪火力阻击，壮烈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侦察排长窦光道、班长聂书汉等。
父亲的遗体被运回师前指驻地蒙城王楼。5日，师直全体与各单位代表在韦国清副师长、张震参谋长、吴芝圃主任亲自率领下在爸爸灵前举行追悼大会，张震参谋长致悼词。这是四师继两个月前彭师长牺牲之后的又一个沉痛事件。
年轻的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正盼望丈夫凯旋，谁知却等来晴天霹箸。她痛不欲生。
母亲许璞（原名许孝若）是四师最早的女兵之一。安徽霍邱人，就读省立寿县工艺学校期间受革命思想影响，1939年4月参加革命组织。1940年2月调往新四军六支队（四师前身），同年加入共产党。她是抗大四分校的第一期学员，毕业以后分配在师司令部任化学参谋。
父母是在四师相识相爱结成终生伴侣的。他俩相识几个月后，父亲给母亲写了第一封信，发出了爱情的信号。母亲读懂了父亲的心思，对父亲印象也很好，认为他稳重、干练，待人彬彬有礼，纯朴厚道又热情活跃。她给父亲复信后，父亲喜出望外，告诉母亲：“除了我入党那一天外，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母亲欣赏这样的表白，既有党性又有热情。
父母相恋了。这时母亲接到通知，要调她到新四军军部学习。母亲正准备出发，可是彭师长改变了主意，不让母亲去了。母亲问他何故，彭师长神秘地笑笑说：“如果我放你去学习，可能有人对我要有意见了。”原来父亲向彭师长求援，公开了自己的恋情。
1942年8月，邓子恢政委把批准结婚的证明给了父亲，但他忙于征战，婚期一直拖到10月14日。那天，彭师长在孙园礼堂为边区参议会作报告，会间通知听众席上的母亲晚上到师部半城结婚。傍晚散会，母亲来不及请假，也来不及换衣服，穿一身旧军装和草鞋赶路，到半城时夜幕已经降临。父亲喜气洋洋地迎接母亲，把她带到彭师长房内。彭师长请父母吃饭，简单的四个菜，在当时已经算得上丰盛的婚宴了。在座的还有从军部到四师检查工作的钱俊瑞部长以及师的其他首长。饭后在彭师长卧室举行了一场小型娱乐晚会，由拂晓剧团表演了民歌独唱和二胡演奏，既是欢迎钱部长，也是对父母新婚的祝贺。这个不寻常的婚礼让母亲终身不忘。
这时母亲已经调离四师师部，在孙园淮北行政学院工作。因未请假，新婚之夜的第二天一早便离开父亲回孙园。
我1944年3月出生在泗南大柳巷附近的四师十一旅卫生部。10天后，父亲第一次见到我。我的出生为这个家庭平添了许多欢乐。彭师长和林颖阿姨也来看望我们母子，彭师长还为我取名贵安。他说父亲是贵州人，母亲是安徽人，各取一字有纪念意义；贵安也可以理解为富贵平安，很大众化，打埋伏时也好掩护。我这个乳名一直用到上学之前，母亲在送我报名上小学的路上为我改名承廉，让我不忘父亲，继承他未竟的革命事业。但四师的许多叔叔阿姨只知道“罗贵安”，不知“罗承廉”是何人。
父母婚后分多聚少，见一面都成为奢望，结婚两年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才两个月。那时母亲生活相对稳定，但父亲戎马倥偬，南征北战，母亲为他担惊受怕，盼他经常回家，但母亲也理解人，只是把希望奇托解放后再弥补战时分离之苦。父亲曾憧憬解
放后的生活，他自己为新中国建铁路，母亲读大学。这是多么幸福的情景啊!可惜又成了奢望。解放后，有一次母亲带我乘火车从南京去合肥，看到脚下的淮南铁路，她触景生情，向我忆起这段伤心的往事。
战争还在进行，母亲一面抚育我，一面艰难工作。她那时任抗小（后更名雪枫子弟学校）校长，为培养革命后代日夜操劳。这是淮北著名的革命摇篮，雪枫学校为革命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造就了大批人才。这里也包含了母亲的心血。
战局风云变幻，新的战斗新的战场在呼唤四师这支英雄的部队。四师将士没有忘记长眠在地下的战友，时时牵挂着他们的遗孀和骨肉。部队转移前夕，邓子恢政委关心我们母子的安全，1945年2月又把我们接回四师。母亲重披战袍，先后在四师、华中军区、华野等部队的后勤岗位上工作。她跟随浩浩荡荡的队伍，北上苏北、山东，重返豫皖苏，决战淮海，强渡长江，仗越打越大，胜利越来越辉煌，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一次行军途中，我当时正患急性肺炎，我连同摇篮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母亲听不见哭声，以为我摔死了，打开摇篮才发现我深睡未醒，方才松了一口气。渡江战役中，我也登上战船向镇江进发，但那是华野运黄金的渡船，且先头部队已控制对岸，绝对安全。这是原四师组织部长谢胜坤安排的。我也领到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两枚纪念章，那时我才四五岁。可能是哪位好心的叔叔帮我“走后门”，也许是我应得之物，毕竟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百万雄师阵容中，也有我幼小的身影。
1956年，母亲转业，她先后在江苏省委监委和省政府农林厅工作。她仍像一名女兵，忠于职守，忠于人民，受到同事的尊敬和爱戴。1998年11月母亲在南京病故，同父亲合葬于安徽蒙城，走完了她可歌可泣的生命历程。我为父亲而骄傲，他给了我光荣；我爱母亲，她是我生活的依靠和精神的支柱，恩重如山无以回报。
1963年，我从南师附中毕业，经高考进入解放军的高等院校，开始了27年的军旅生涯。1990年我转业到上海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我曾于1985年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深造（该院同年并入新组建的国防大学），和彭雪枫师长之子彭小枫是同班同学，而我们的校长正是长期关怀培育我们的张震参谋长。
在父母的墓地，我认识了一位72岁的老人王华英。他说父亲打游击时就住在他家，那时他才12岁，父亲给他讲故事，教他识字，答应以后带他参军。父亲的死使他的参军愿望未能实现，他痛感惋惜。60年来，他义务照看父亲墓地，向青少年介绍父亲的事迹。他对新四军四师一往情深，把我当作亲人。多好的根据地人民啊!
站在庄严的半城雪枫陵园，我泪水盈眶。往事历历，一幕幕浮现眼前。这里记载着我父辈们的光荣，也浸润着我亲人的鲜血和眼泪。抗战八年中，新四军四师仅主力部队中像我父亲这样为国捐躯的烈士就有4451人。巍然屹立的淮北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像一面鲜红的旗帜高耸入云。在这面旗帜上写着新四军四师父辈们的英勇献身精神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