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我参与上海、江苏部分新四军老同志访问团到东台、丹阳、海安等地访问，瞻仰了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并祭扫粟裕将军、管文蔚同志墓，重回半个多世纪前曾经战斗过的这片土地，我的心情分外激动。
1940年秋，我才14岁，便在苏中准安参加了地下党。当年冬天，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打曹甸时，我便成了一名新四军的小战士。不久，部队向北转移，我们同时入伍的四个女孩子向领导提出请求，经批准到盐城抗大接受军政训练。因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发展需要，1941年6月我就提前被分配到东台栟茶区做民运工作，这时东台县城已被鬼子占领。我先后在栟茶区三坝乡、唐港乡、洋口乡等地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挨家挨户组织农、妇、青救国会、儿童团、自卫队。
当年8月，鬼子对我们地区大“扫荡”。记得大“扫荡”前夕，领导召集我们全区十几个干部开会进行“气节”教育。领导先给我们分析形势，坚定必胜的信心，鼓励大家和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独立作战，同时使大家认识到形势的严酷，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教育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革命气节，头可断，血可流，民族气节不可丢。特别要求外来千部要“地方化”，以适应斗争的形势。我的老家在淮安，在栟茶也是个外来干部，为了坚持斗争，我努力学习当地方言，连梳头穿衣也与当地村姑一模一样，还学会了拔猪草，出门都背上一个草篓。
那次反鬼子“扫荡”，斗争的残酷，是我一辈子难以忘却的，就我所在的北半个区范围内，不几天就有三位同志把鲜血洒在这块土地上。
记得大“扫荡”一开始，鬼子首先占据了栟茶镇，同时在乡村中筑了密集的据点。由此，我们的活动不得不分为南北两个区。我留栟北，与领导和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单线联系。一天，我和一位叫田之久的同志一起吃了早饭，分头去联系工作，他刚走出洋口乡的堤外就被鬼子抓捕了。当天下午，他的头就被悬挂在口茶镇上示众，牺牲得十分惨烈。他是陕北人，是从抗大分配来东台开展革命工作的。另一位是篾匠出身的区委书记徐文，他也是在单独行动时与敌人遭遇而英勇牺牲的。还有一位男同志，是江南人，大学生，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但记得那天夜里，他隐蔽在一间偏僻的小草屋里，被鬼子发现并包围，他顽强抵抗，拒不开房门，而鬼子也怕中弹不敢破门，经过短时间僵持后，被鬼子在屋外放火活活烧死。
当时代表区委和我单线联系的领导干部是大学生钱学人。她是我十分钦佩的老大姐。她带一支小手枪，穿梭在林立的碉堡之间，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她的老练、坚定和勇敢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她被捕过，经受敌人严刑拷打，英勇顽强，坚贞不屈，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在这次反“扫荡”中，要不是当地群众的掩护，我也早就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了。记得有一天，我在路上几乎和鬼子遭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放牛的乡亲快步来到我跟前，悄悄地对我说前面有鬼子兵，让我赶紧钻到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鬼子走近了，可放牛的乡亲一直在那片玉米地边掩护我，直到鬼子走远了，他才让我出来。这对他来说，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在最紧张的时候，上海有五个同志到苏中来，途经我们区，上级让我具体负责把他们埋伏起来，待机转移。我把他们藏在玉米地里，全靠当地群众帮助站岗放哨，送吃送喝，每天不停地转移地方，与敌人周旋，直到把他们安全送走。乡亲们用生命掩护我们新四军，这是真正的鱼水深情啊!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对“青纱帐”一直很怀念，对当年的乡亲们更是念念不忘。
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一生中第二次踏上东台这块光荣的土地，缅怀先烈，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它是我们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更是党和人民群众一条心，鱼水情，共同奋斗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