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从《解放日报》上接连读到两篇关于国企改革的文章，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第二次合法性考验》，提出国企产权改革的公平性问题，据说:“公平的弹性很大，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平标准，只有一个社会可容忍的不公平极限。”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低估贱卖流失的问题上，只要不是太吃相难看，也就马马虎虎，放他一马吧。还有一篇题为《国企应坚持怎样的产权改革》，文中提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其方向只能是更加彻底的民营化”。所谓民营化者，说白了，就是私有化。私有化听起来，令人寒势势，民营化听起来顺耳得多了。怎样民营化呢?作者说，“纵观世界各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大致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方法是将国有资产人均一份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公开市场出售”。“借鉴国际经验，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民营化方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卖比分好”。
我不懂经济学，又从未做国企改革工作，本没有资格写文章发议论。不过，2004年国庆期间，我病卧医院，闲得无聊，把一份《人民日报》看了又看，居然看到一篇好文章，文章作者是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刘价，题为《我有一个钢铁强国梦》。文章不长，抄在下面:
为共和国的钢铁事业多作贡献，一直是我心中的梦。1994年，我从南方来到了东北。从此，鞍钢就与我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来到鞍钢后的每一天，我都被许多同我有着一样追求的鞍钢人深深感动。大家信任我，我也尽自已最大的力量去破解难题，让鞍钢这个老企业早日旧貌换新颜。
记得几年前，一位记者曾问过我:“有一种说法，国有企业不改造等死，搞改造是我死，你怎样看这个问题?”当时，我这样回答:“我希望用鞍钢的事实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在鞍钢，每一个大的技改项目，我都会争取亲自到现场。鞍钢就像我的家，鞍钢人似我的亲人，每每见到车间里的废弃物，我都会习惯性地拣起、丢掉。职工们有时会看到，慢慢也形成了同样的习惯。昔日烟尘飞扬、破旧脏乱的景象，如今已经被现代化的厂房、设备和整洁美丽的厂区环境所取代。其实，鞍钢人都跟我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他们对企业充满信心，充满了自豪。
像鞍钢这样的大型国企，企业发展一定要与国际接轨，必须立足全球进行决策，充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使企业得到最大经济效益，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把握主动。基于这种思路，鞍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的老企业改造新路子。鞍钢超前的成功的技术改造，适应了钢铁市场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使鞍钢抢占了市场，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鞍钢不仅走出了困境，还消化了历史上的各种潜亏挂账。
10年来，依靠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鞍钢实现的跨越式的发展让我很欣慰，也备感鼓舞。组织上把鞍钢的担子放在我的肩上，我一定要让共和国的钢铁摇篮、工业‘长子’，再创新辉煌。如果再让我回答记者前面的提问，我会回答说:鞍钢既没有等死，也没有我死，而是朝着世界先进钢铁企业行列这一目标在迈进。
从刘玠振兴鞍钢的例子来看，国企改革不走民营化的方向，似乎也可以;不走俄罗斯式的“分”似乎也可以;不走英吉利式的“卖”似乎也可以。
刘玠文章中批判了一种说法:“国有企业不改造等死，搞改造是我死。”这岂止是一种说法，这是一种思潮，且是一种国际思潮。俄罗斯吃了这种思潮的大亏，上这种思潮的大当。已故的我国经济学家陈岱笙曾经怀疑“休克疗法”有没有政治背景?
记得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波兰向公众发表演说:“你们第一要私有化，第二要私有化，第三还是要私有化。”已故的我国经济学家姜庆湘，提醒那些误认公有制已走到尽头、只有搞私有化才有出路的人说:“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私有化只能把中国推向官僚资本主义。”俄罗斯的实践，证实了姜庆湘的推断。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操纵在七大寡头手里。这七大寡头没有一个在解体前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国家干部，不是“党内资产阶级”。
以“吴市场”著称的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承认:“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现在，“吴市场”认识到:“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有一部名叫《世纪大拍卖》的书，讲的就是俄罗斯滑进坏的市场经济泥沼中去的故事。这部书的作者把俄罗斯的坏的市场经济称之为“青面獠牙的霍布斯②资本主义”、“土匪资本主义”、“瘸腿的腐败的资本主义”。
我虽然是老百姓，对经济学是门外汉，不懂其中奥妙，但我拥护刘玠，拥护振兴鞍钢的道路。
① 今年第五期《新华文摘》刊有《鞍钢人刘玠》的专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②霍布斯，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学家，他有句名言，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