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乳名炳南，字贤初，1892年4月15日生于广东罗定县龙岩乡蔡屋村的一户贫苦农家。父亲蔡天明，行医乡间，兼做裁缝。母亲彭氏，下田劳作，勤俭持家。蔡廷锴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他11岁那年，家乡瘟疫流行，母亲不幸病故，日子过得越发艰难。只读了三年私塾的蔡廷锴不得不辍学，从此跟着父亲学手艺，靠打零工贴补家用。16岁那年，省里派人来招兵，蔡廷锴悄悄地报了名，可是临行时父亲还是知道了。父亲死活不让走，他只好无奈地又回家。为了拴住儿子的心，父亲为他与同乡农家女彭惠芳操办了婚事，可是婚后他还是要从军，不久终于考入了广东新军。
蔡廷锴戎马一生从1910年开始，由于英勇善战，战功屡立，到了1925年已成了粤军中的一名团长。陈铭枢始终是他的上级，由于陈的保荐，他曾于护国军第二军讲武堂学习了一年，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将驻粤各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下辖四个师，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为该师二十八团团长，北伐以后，因战功卓著而升任第十师副师长、师长。南昌起义，蔡廷锴率部参与，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南下左翼总指挥。不久，他就率部脱离了起义，经福建而投奔广东的李济深。
1929年全国军队整编，蔡廷锴任第六十师师长，随后率部参与了蒋桂战争、蒋冯阎大战。攻克济南之役，他指挥有方，坚决果敢，部队获得蒋介石百万巨赏。不久，他升任第十九路军军长。1930年至1931年，十九路军受命参与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围剿”。在与红军作战中，十九路军屡屡受挫，伤亡惨重，蔡廷锴一度要自杀殉职。1931年10月，宁粤合作，十九路军开赴京沪担任警卫。此时国内因九·一八事变发生而一致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也发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呼吁。在民族抗日爱国运动的感染之下，蔡廷锴率部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目。
这时，日本企图在上海挑起事端，以此转移国际视线。当三十多艘军舰和数千海军陆战队开到上海之后，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沪领事蛮横要求十九路军向后撤防三十公里。第二天，蔡廷锴召集军官会议，一致表示“决心死守上海”，当晚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下达了就地抵抗的密令。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急忙来沪，要蔡廷锴“忍辱负重”，将十九路军撤至南翔以西。接着杜月笙、张静江等也来劝说，以上海开战损失太大为由，希望“体念中央的意旨”.蔡廷锴表示：“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目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心迎头痛击。”
日军见十九路军拒不撤防，即于28日午夜向闸北发起突袭。十九路军早有准备，于是各增援部队依次开赴战场。第二天中午，蔡廷锴亲临闸北前线视察，并领衔通电全国，表明“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31日午夜，日军向闸北发起猛攻，被守军英勇击退，2月4日又发起总攻，仍毫无进展。为此日本又添援军，并将驻沪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调回国内，以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三郎中将来统一指挥。野村趾高气扬，认为有海陆空协同作战，不久“即可结束沪之抵抗”。可是野村从蕰藻浜十一九路军的攻击行动依旧被击败。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又改派陆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指挥，并将援军增至三万多人，还调来大量飞机、坦克和重炮。战事进一步扩大，南京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之下，决定派新编第五军增援淞沪抗战。
植田一到上海，就给蔡廷锴下了通牒，扬言蔡部20日晚7时前不撤离战场，日军即采取军事行动。面对嚣张的侵略者，蔡廷锴立刻以炮击来作回应。20日拂晓，植田下令全线进攻，重点指向江湾、庙行，计划“中间突破”，切断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联络，然后各个歼灭。日军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出动，四天内连续发起了两次总攻，但是在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协力抗击下仍进展甚微。此时国际社会对日军的侵略暴行纷纷加以谴责，而东京方面仍一意孤行，决定再增派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以重兵投入，妄图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29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在飞机掩护下登陆浏河口，第九师团绕过江湾，攻占大场镇。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共计只有四万多人，而日军已达七万多。连日苦战，十九路年与第五军已严重减员，加上后援不济，腹背受敌，于是决定退守黄渡、嘉定、太仓一线。此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5月5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既为先锋，又是主力。在全国民众的声援、上海各界的支持和第五军的配合下，他们与侵略者血战了32天，迫使日军三次增兵，三易主帅，粉碎了日军一举占领上海的企图。他们的壮举，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新篇章。蔡廷锴由于指挥淞沪抗战功勋卓著，被海内外誉为“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当时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曾亲赴真如慰问十九路军官兵，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亦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对蔡廷锴的抗日义举大力支持。
1933年，抗战有功的蔡廷锴却受到蒋介石军政部的“抗命处分”。蒋介石欲肢解该军，经蔡廷锴等据理力争才得以保全。但蒋介石又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前线，让他们去打共产党，以此一箭双雕。针对蒋介石的用意，蔡廷锴与蒋光裨多次密商后，决定派代表到中央苏区与红军联系。当年9月，蔡廷锴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等前往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10月26日，十九路军与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蔡廷锴与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蔡廷锴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蒋介石得知闽变的消息，立刻调兵进入福建，并进行分化瓦解。当福建人民政府遭到蒋介石军事围攻之际，毛泽东曾建议中共中央派红军主力给予策应与支援，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不予理会，从而丧失了时机，眼看着福建人民政府孤立无援，归于失败。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还曾感慨：“无论蔡廷锴的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蔡廷锴流亡香港，旋又游历欧美、澳洲等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并于1935年在港发起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他谴责蒋介石“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主张联合各党共同抗日。对蔡廷锗的爱国言行，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亲笔致函给他，希望“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的领导之下，继续奋斗”，并根据新的抗战形势提出八条草案，建议与之订立新的“抗日救国协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蔡廷锴本着民族大义与蒋介石握手言和，一度担任国民党第二十六军总司令，在两广地区指挥作战。由于车祸和遭日机扫射，蔡廷锴两度受伤，身体一直不佳，不久便回到桂林及家乡闲居，期间著有《蔡廷锴自传》四十余万言。
抗战胜利后，蔡廷锴见蒋介石发动内战，残害人民，乃决定坚决站在人民一边。在南京期间，他曾亲赴梅园新村面见周恩来。一番长谈，使他茅塞顿开，更加认定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1946年3月，他奔走港粤之间，宣传反蒋、反内战，并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任该会主席，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为目标。1947年，他与李济深在香港提出七条反蒋纲领，要求蒋介石必须放弃武力统一的政策，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1948年初，他与宋庆龄、李济深等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不久，中共发出五一宣言，主张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蔡廷锴等立即发表声明响应。不久，蔡廷锴与沈钩儒等民主人士启程北上，1949年初经东北解放区到达北平。9月，蔡廷锴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常委。后来又相继担任过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他积极投身于政府工作，除经常到祖国各地视察外，还担负出国任务。尤其1957年以抗日名将身份率中国代表团赴日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出色完成了任务。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