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济民同志原籍安徽合肥，早年就读于芜湖弋矶山教会医院，且懂得中医草药，后在江西省吉安开了一个济民诊所。他的夫人是个妇产科医生，夫妻俩共同经营这个诊所。当年吉安是井冈山脚下的苏区，有共产党领导的儿童团、少先队、共青团、妇女会等组织，这里的群众都有向往革命的热情。
1930年，红军攻克吉安时有千余伤员，经毛主席亲自动员，戴济民摘下私人诊所的牌子，离别妻儿，献出自家诊所的全部药品与器材参加革命，为红军医治伤员，并为红军培养医务人员。193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长征。在长征途中，戴济民同志一直跟随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他俩当时都因病躺在担架上，一路上都由戴济民同志担任医护工作。
戴济民同志当时还不满五十，因为他颔下蓄了一圈约三四寸长的胡须，因此红军长征经过万水千山到达延安后，部队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知道戴胡子的，知道戴济民名字的却不多。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戴济民同志为“胡子老爸”。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在接见戴济民等同志时亲切地说:“你们都是步行到达这里，这说明都有非常坚强的信念，说明经过长征的同志都具备了作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1938年初，根据周恩来指示，戴济民同志从延安调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医务所所长。1938年我从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满怀喜悦地拿到了毛主席亲手题写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凭。我和我在武汉救训班带来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很幸运地在“胡子老爸”的领导下担任护士长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戴济民同志性格很内向，不轻易开口说话，一张小长方脸上，有一双常眯着的小眼睛，看上去非常严肃。同志们似乎看不到他的笑脸。“胡子老爸”对工作要求很高，对属下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那时候，我们医务所每天晚饭后要集合点名，“胡子老爸”就在这时讲评一天的工作，我们似乎从来听不到一句好评，总是点名批评。我们这批年轻人尽管受了批评，可还是看得出他内心是很喜欢我们这一群孩子们的，他就像一个老爸领导一群孩子，如一家人那样工作生活在一起。大家很敬爱他，常亲切地叫他“老爸爸”。戴所长的医术很高超。当时在战争环境下，部队缺医少药。教导总队的学生大多是来自上海、南京一带的革命青年。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导总队总队长，他把总队的学员分为九个队，一队到七队是男生，八队是女生，九队是干部队。九队的同志大都是红军时的团以上干部。当时他们住在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庄，都是我们出诊为他们治病。“胡子老爸”带着我，每星期两天上山巡诊。
当时，新四军军部驻在泾县的云岭，我们医务所设在泾县中村的一个大宅院里。在宅院的大厅里，我们铺了十多张木板床，作为男病房，另外几个小房间，分别铺两张病床或三张病床，作为女病房。当时，学员们患病最多的是疟疾、打摆子，还有患肺炎的。患者经“胡子老爸”的精心治疗都很快治愈归队。外科疾病多的是患疥疮。当时我们只用硫磺水洗，硫软膏擦，也能很快治好。我们也治过危重病人。经过我们医务所医治的病人都痊愈归队，还从没死过人。这也说明“胡子老爸”的医术是十分精良的。
就在那段时期里，记得有一天，“胡子老爸”的大儿子从家乡赶来找他，告诉他说妈妈已因病去世了。听了这个噩耗，“胡子老爸”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先是双目深情地凝视着他的儿子，然后眯着眼睛，紧闭嘴巴，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1940年初，我被调离医务所到军部工作。我向“胡子老爸”告辞时，他正在查病房，听我向他道别后，他习惯地眯着双眼深情地看了我一眼后，照例没有说一句话，随后就全神贯注地继续地查病房。看得出他的内心是舍不得我离开医务所的。
“胡子老爸”的业余爱好，是在饭后休闲时和他的好朋友蹲在地上下象棋。下棋时，他眯着眼睛闭着嘴神情十分专注，但他的棋风很好，无论胜负都无所谓。
皖南事变后，“胡子老爸”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兼后方医院院长。1938年由我带往由“胡子老爸”任所长的新四军教导总队医务所工作的救训班学生何俊同志去找“胡子老爸”，以后他俩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相处得不错，后来竟相爱了。有一天，“胡子老爸”带着何俊来找时住后方政治部主任的胡立教同志。“胡子老爸”对立教同志说:“我俩要求结婚，请组织批准。”说完这话，“胡子老爸”眯着眼睛，嘴巴似闭非闭地望着立教同志等答复。立教同志就问何俊:“你愿意吗?”何俊笑着点点头，轻声说:“愿意。”立教马上笑着说:“祝你们幸福。”婚后，他们生育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上海解放后，我们与陈毅同志一家住在一起。记得有一天，“胡子老爸”带着夫人何俊和两个孩子来看我们。他要去看望陈毅同志，我陪着“胡子老爸”他们一起，到了陈毅同志家里。陈老总看到“胡子老爸”非常高兴，并很风趣地说:“‘胡子’真行，真有本领，还生出那么小的一对小宝贝!”
“胡子老爸”还是眯着眼，似笑非笑地闭着嘴。
“胡子老爸”的身体一直很硬朗。他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不管天多冷，即使腊月隆冬滴水成冰，他依然坚持每天早上用冷水洗擦。他好像从不怕冷，冬天也不穿棉衣，总是精神抖擞地穿着一身单军装，显得自信、坚强。
1949年全国解放后，胡子老爸被任命为中央卫生部药政司司长。不幸的是比他年轻得多的夫人何俊同志却因患心脏病，在胡子老爸之前去世了。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我陪“胡子老爸”一起去向何俊同志遗体告别，“胡子老爸”在告别时轻声对我说:“从来没见过何俊这么美，是女儿为妈妈涂上了胭脂吧!”他还亲手在何俊同志遗体的手上放上了一块花手帕。
1968年，我随立教同志调到牡丹江工作，当时“胡子老爸”正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我去医院看他时，他静静地看着我。临走时，我对他说:“望你好好休养，早日康复，我以后再来看您。”听了我的话，他神态平静地说:“你再来看我时，可能看不到了。”我当时鼻子一酸，默默地走出了病房。没想到这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直到1978年“胡子老爸”逝世，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胡子老爸”忠诚于革命，热情幽默，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他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敬爱的“胡子老爸”您好好安息吧！我会永远永远地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