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戴家桥坚守战
1941年11月28日，日军奔袭合围塘马。百十户左右的塘马村位于江苏省溧阳县西北约20公里处的丘陵地带。以它为中心的周围19个村庄，驻着我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旅部、苏南党政机关、茅山四县抗敌总会，以及后方医院、被服工厂、修械所等单位。这时，又恰逢苏南党政机关在此召集各县会议，人数增至1000多人。
来犯的敌人有日军南浦旅团3000余人，伪军800余人，步、骑、炮加坦克，气势汹汹。而我们的战斗部队，只有四十八团的二营和旅部特务连。兵力如此悬殊，哪能保护得了这1000多人?包围前的11月27日深夜，我金坛城双内的情报员曾专程赶到旅部报告:鬼子正待命出发，准备向南“扫荡”。这个“向南”，意味着“向国民党地区”。而日军，也正是扬言“要向溧阳城里的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不过第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同志、政委廖海涛同志还是连夜作了研究，并连夜通知机关、部队加强警戒，做好应战准备。哪知28日凌晨，天还没亮，派往后周镇方向侦察的侦察员钱阿义、冯明孝就“轰轰”甩响了报警手榴弹。接着，四周都响起了示警枪声。当时我任旅组织科长。我闻声连忙起身跑出房间，同住一楼的廖海涛政委一看到我，就说:“王科长，由你带领机关突围，赶快去组织!”说完，他飞步下楼，跑到塘马村西头的祠堂前旷地上与罗旅长会合。他们一起举起望远镜向四周观察了一阵后，结合各处侦察员的报告，迅速判定敌人分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合拢过来，目前东面还是个缺口。因此，立即决定，四十八团二营和旅特务连在缺口两侧顶住敌人，死保缺口，由原旅参谋长王胜(已调离，但未走)和我率领党、政、军机关向东突围。
“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全在这里了，能否安全突围，关系整个苏南抗日斗争的战局，对华中战局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你们二位的担子重得很哪!”罗忠毅、廖海涛两位首长一起向我们嘱咐。这就是说，两位首长都要留下来分率这么一点部队去抗击近4000敌人，掩护我们突围了。
“我们走了!”我说着举手敬礼。只见罗旅长微微地笑了一下，廖政委那瞪着的虎眼又开始发红了，我赶紧回身便走。罗旅长失去爱人柳肇珍不久，我不能再看他那消瘦的脸;廖政委的那对虎眼，早以充满血丝，我也不忍再看。
当敌人的炮弹“咣咣”地在村里炸开时，还有一批同志没撤出。亏得四十八团二营六连指导员陈浩奉罗旅长之令，带着一个小鬼班来掩护;也亏得特务连的向志们拼命顶在阵地上，不让敌人将缺口合拢，才使机关终于全部撤了出来。
下午3时左右，我们转移到戴家桥。这是一个只有10多户人家的小村，我们千把人全部挤在晒谷场上。这时，塘马方向的枪炮声已逐渐稀落。大家都十分担心罗、廖两位首长和掩护部队的安全，见到突围赶来的同志就问，但没一个了解详细情况的。陈浩同志带着小鬼班和临时收容到的人员来到后，他说:“我在塘马时看到罗旅长，他命令我带一个班和其它能战人员，掩护旅部和党政机关到西阳村集中。那时，密集的子弹已打到村里来了，我见他身边只有3个警卫员，很担心，就要留下半个班保护他。可他摇摇头，催我们快走。我看着他那在阳光下的瘦长身影，不免有点犹豫。但他对我笑了笑说:‘放心地走吧，快!快!’我临走时，见他还是一副微笑的面容啊!”
在去西阳村的途中，陈浩同志继续说道:“经过一座坟堡子，只见廖政委立在上面观察敌情，旁边有两个警卫员，还有几个战士。他—看到我们就喊:‘快撤!快撤!’我一看这架势，明白他是要在这里亲自阻击敌人，便停下不肯走。他虎着眼说:‘听话，党、政、军首脑机关正等着你们去保护!我有什么办法，只好服从命令。听后来赶到的小战士尹宝生说，他路过那个坟堡子附近，见廖政委正提着机枪，向敌人猛射。”我听了陈浩同志的讲述，脑子顿时“嗡”地一声:“廖政委亲自打机枪，肯定是凶多吉少呀!”
这时，侦察员陈正和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敌人跟踪追来，已离这里不远了!”
接着，又接到报告:“长荡湖上发现敌炮艇!”
大家的神经倏地绷紧了。现在的戴家桥，可以说是个死地。西面是追敌来路;东面是长荡湖，既无船可渡，又有敌炮艇;北面有敌据点，且临近宁沪铁路和奔牛镇，敌人驻有重兵;南面是桥，虽没有日军却有顽军，他们必然趁火打劫，想把我们一口吞掉。
我们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参谋长王胜同志摊开地图，指着东南西北的敌情说:“四面临敌，我们已无路可走，只有横下一条心，在这里坚守到天黑，再组织突围!”紧接着，他又手指地图说:“前面是开阔地，两边都是水，鬼子要上来，只有通过那座桥。我们沿河展开，封锁桥头，就一定可以坚持到天黑!”说完，他问我有什么看法。我一下想起罗、廖两位首长的嘱咐，就说:“能否坚守住戴家桥，关系到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安危，关系到今后苏南抗日斗争的战局，对整个华中战局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同志们一定要按王胜同志的部署，死守戴家桥，坚持到天黑!”
一散会，我们立即把所有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员都集中到桥头展开。说也可怜，一点人数，总共不到90人。在这不到90个战斗人员中，主力是陈浩指导员带来的一个十八九人的小鬼班，以及周德利排长带的一挺土造脚三节式重机枪和五六个人，其余都是零星集中起来的，许多是理发员、司号员、通信员、卫生员等勤杂人员，武器也只有步枪和手榴弹。坚守戴家桥，全靠这些啦!
工事还没全筑好，桥那边就出现一支一二百人的队伍，缓缓地向我们这里走来。他们一个个都背着背包，似乎是自己人。小鬼班的班长罗来顺眼尖，一看到这支还离得相当远的队伍在阳光下个个头顶发亮，就判定他们都戴着钢盔;一看到他们背着的枪支上闪光，就判定支支枪上都上了刺刀。我们的部队哪有这么多钢盔和刺刀?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伪装我军的敌人，马上向指导员陈浩作了报告。陈浩也立即向王胜和廖坤金教导员报告了敌情。
“打!送鬼子见他们的‘天皇’去!”
我重机枪和步枪立时一齐开火，鬼子兵一个接一个倒下去。没死的，有的像老鼠一样，蜷伏在地，动也不敢动，有的往两边水塘里跳，有的回头逃窜。
“抓紧整理工事，准备迎接更激烈的战斗!”我一路小跑地招呼战士们。
“咣!咣!”敌炮弹连续在我阵地上爆炸。一颗炮弹落在机枪掩体前面的水潭里，泥水溅了机枪手黄九善一脸，大概也溅到他的嘴里了。他用手一抹，“呸”地吐了一口，说:“好家伙，请老子喝鱼汤啊!谢谢啦，可要过桥，别做梦!”
借着炮火，鬼子们边打枪边向桥上冲来了，情况相当紧张。后面晒谷场上的同志们只听到震天动地的炮声、炒豆般的枪声、撼人心肺的喊杀声，却不知战况，不免有些发虚，秩序开始混乱起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千把人啊，一乱还得了!我和政治部的几个同志连忙从桥头赶回，分头去做安定情绪的工作。我见场上有个草堆，就跳上去向大家说:“已打退敌人一次进攻，我们伤亡很小。这里的地形有利，我们又是铁的新四军，久经考验，英勇顽强，一定能够顶住敌人。当然，敌众我寡，战斗是非常紧张、激烈的，同志们也应该作好充分的应战准备。有刀枪的拿起刀枪来，没有刀枪的拿起扁担、棍子来，再没有，就用拳头，用牙齿，准备和敌人死拼一场。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决不投降，决不做俘虏。只要人人都有这样的气概，不管怎样我们都能坚持到天黑。只要天一黑，我们就有希望!”
经过一番工作，人们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我们又召集有关干部会议，具体研究紧急情况下的应战编队和突围编组。这样，大家心里就有底了。
越是盼天黑，太阳越是不落山。敌人大概是怕天黑，一次次地加紧进攻，但都被我打回。敌人不甘心，找到一处河面较窄、河水较浅的地段，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涉渡的诡计，企图对我进行前后夹击。幸亏被我东端警戒哨发觉，及时发出信号，陈浩同志迅速地带领小鬼班部分战士赶去，一阵手榴弹，将涉水过半的鬼子炸死在河里。其余的敌人，赶快缩了回去，占据河岸与我对射。不幸，小鬼班班长罗来顺和一个姓吴的小战士，中弹牺牲。
太阳落在西山顶上，敌人急了，集中好多门野炮、步兵炮，向我猛轰。一时间，烟雾滚滚，土崩石飞，工事被摧毁，掩体被炸塌。不少战士炸伤了，但没一个肯离开阵地的。自动要求参战的教导队排长陶家坤同志右腿被炸伤，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大片泥土，同志们要把他抬下去，他死活不肯，一字一字地说:“我的腿坏了，手还能打，要鬼子以血还血!”这时，400多敌人猛冲上来。游玉山参谋一面指挥重机枪发扬火力，一面大喊:“要鬼子以血还血，为牺牲的烈士报仇!”大家为陶排长的英雄行为所激励，有些同志竟红着眼，直起身子端枪向敌人射击。
“白日依山尽”，夜幕终于垂了下来。敌人付出200多人伤亡的代价后，只好望着戴家桥叹口气，乖乖地退了回去。不过，敌人连夜从金坛、丹阳等地调集人马，并增加巡逻炮艇，在湖面上，在河湖港叉的每个路口和每座桥梁，都严密警戒，防止我们突围，妄图明天聚歼我部。
我们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突围方向。大家都认为，东、南、北三面，即使突围出去，也脱不了险，只有向西北方突围，去黄金山地区与四十六团靠拢，才是唯一的出路。结果，我们一夜经历千难万险，跑了50多公里，天将放亮时终于到达四十六团驻扎的黄金山地区。大家都高兴地说:“这下可好啦，主力在此，还怕什么?”是啊，我们是比较安全了，可罗、廖两位首长和掩护我们突围的部队现在怎样了呢?
1941年11月29日上午10时，侦察员回来报告:罗、廖两位首长都已英勇牺牲!我们听了，一个个都哭出声来。据统计，塘马战斗中，我新四军有270余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