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敌军工作是新四军的一条特殊战线。新四军各级敌工部门作为政治机关的一个职能部门，在瓦解敌军、团结友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并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对于“铁军”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一，战略上藐视一切武器装备先进的外国侵略者，发扬敢于斗争、敢于压倒一切困难去夺取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既是开展对敌斗争和政治瓦解工作的前提，也是“铁军”精神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刚爆发时，日本侵略军挟其巨大的军事优势大举入侵我国。当时有少数人产生了认识上的两种误区:一是认为日本军队是异民族，语言不通，难以开展政治瓦解工作;二是认为日本侵略军是我们的死敌，要“杀尽东洋鬼”、“踏平日本三岛”，根本用不着争取和瓦解。
八年抗战的实践证明，即使是日军这样武器装备先进的异民族侵略者也是可以分化瓦解和加以争取的。这是因为:(1)日军广大下层官兵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家庭，不愿离乡背井入侵我国;(2)日本广大劳苦群众身受侵华战争带来的各种苦果，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对和厌恶这场战争的，这对他们身在前线的亲属不能不产生很大影响;(3)日军内部矛盾重重,上层军阀的反动统治不断增加着下层官兵的离心倾向、反抗意识和厌战情绪;(4)日本国内共产党的反战活动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卓有成效的工作，不断促进了日军士兵的觉醒;(5)日军在中国的野蛮暴行，必然激起一部分天良未泯的日军士兵的反感，使他们逐步认清了侵华战争的罪恶本质;(6)中国军民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正义、进步的反侵略战争，必然会获得日军士兵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7)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使日军官兵伤亡越来越大，活着的感到生命难保，归家无期，厌战反战情绪日益高涨。
鉴于以上各点，对侵华的日军，不管其军事优势多么强大，“武士道”精神多么顽强,新四军始终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展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并获得巨大成效。
第二 爱国主义是“铁军”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的旗帜举得越高，对日伪军就越有感召力和吸引力，就越能赢得敌人的敬佩和折服，分化瓦解工作就越有成效。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者的伟大旗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是个弱国，却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把千千万万的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同仇敌忾，和外国入侵者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斗争，陷敌于我国军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使其归于失败。
有人认为，强调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会“刺激”日军官兵，招致他们的民族排外和仇视心理，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更加难做。这是一种误解。实践证明，任何民族都崇尚爱国主义，古今如此，中外皆然。日军对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八路军、新四军从内心来说是敬佩的、折服的，而对背叛国家民族的伪军组织成员从内心深处是鄙视的,仅仅是利用而已。
通过新四军的不懈宣传，还使日军官兵逐渐认清了中国的爱国主义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利益;中国抗战的胜利既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亦是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胜利。这一真理不断被日军官兵所认同。
至于伪军,他们也是中国人，死心塌地背叛国家民族的坏分子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受了敌人的欺骗利用和强制逼迫，或一时为了谋求生活出路。敌人的歧视压迫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懑;敌人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掠夺也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反感。“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些包含着民族之情的口号，常常能使伪军幡然悔悟投向新四军。
第三,化敌为友，化友为我，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是“铁军”精神的重要方面。在华中地区，以敌、伪为一方,国民党顽固派为一方，新四军为一方的“三角斗争”中，新四军始终处于敌、顽夹击的险恶形势之中，又为新四军利用矛盾克敌制胜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在日军方面，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有矛盾，日军上层和下层官兵有矛盾，新兵和老兵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在日军与伪军之间，日军大本营支持华北和东北的伪组织，以打破汪精卫卖国集团“大一统”的迷梦，并限制汪伪势力向华南发展。日方一忽儿支持梁鸿志的“维新派”，一忽儿又见重汪精卫的“还都派”。在“还都派”中，日方有时垂青陈公博的“改组派”，有时又支持周佛海的“财政系”。极力造成彼此间的矛盾，便于控制和驾驭。日方还提出“政不建军，军不干政”以隔离伪军和伪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伪军师以上部队都派了日军顾间，在南京成立了“顾问部”直接统辖伪军。
新四军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敌工部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伪之间和伪、伪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开展了分化瓦解工作。正如陈毅所总结的那样:“伪军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我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敌则驱遣伪军以扼我。因此我军应认识到敌伪是一个体系的敌人，但仍然在策略上战术上区别其间有民族的不同,利害、地位的不同。明乎此，便可知无不可争取的伪军;即是打仇了的，亦可言归于好，供我之利用的。"
国民党蒋介石在本质上是反共的，但它内部也不都是同等程度的顽固分子。例如在苏北韩德勤的中央系与李明扬的地方实力派有矛盾，在鄂豫边的五师地区，孙连仲冯治安的西北军和王缵绪孙震的川军与中央军有矛盾，程汝怀的鄂省实力派与桂系外来实力派有矛盾。即使同为中央系，江苏在陈果夫当政时，顾祝同韩德勤受打击:顾韩当政时，陈果夫陈立夫的C.C.又受打击。
第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既是做好敌军工作的法宝，也是“铁军”精神的基石。
敌军工作既有公开的一面，如对敌宣传政治攻势、俘虏工作等;又有秘密的一面，如派遣(打入)情报、策反、地下交通等。陈毅指出:“敌伪军工作本身是秘密工作”，“敌军工作政治上越公开越好，组织上则越秘密越好”，“敌军工作是攻击性的，是由内部去破坏敌人”，为此必须把半公开的工作方式转变为“深入敌人心脏的秘密工作方式”。
在斗争实践中，新四军各级敌工部门摸索出了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把少数人的工作与发动广大群众参与结合起来等许多成功的做法。例如组织打入工作是极端秘密的，但在物色和选择派遣对象时，广泛调查根据地内的伪军伪组织的亲属及社会关系，从中反复筛选出合适人员派往敌区。苏中、苏北等区还创造出“红黑点运动”，即对伪军伪组织人员，从善者记红点，从恶者记黑点。黑点达到一定数目即进行镇压。这种“红黑点运动”和秘密派人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进行争取结合起来，对敦促伪军伪组织人员改恶从善、争取其反正方面，发挥了互相促进的作用。苏中四分区在两个月内伪方向我自首者即达到500多人。
第五，党的政策是新四军敌军工作的生命线，也是“铁军”精神的灵魂。
新四军的敌军工作，不搞金钱收买，更不搞什么美人计之类的歪门邪道，唯一的武器是党的政策。它是开展敌军工作和战胜敌人的最锐利最强大的武器。对敌伪军的具体政策服从于总的战略目标，即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敌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从政治上分化敌人、削弱敌人、瓦解敌人，最后达到驱逐日寇出中国的目的。而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政策，新四军始终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一以贯之，毫不动摇。
党的政策具有极大的严肃性。凡是公开宣布了的政策不能随意变更，凡是承诺了的政策必须兑现，以取信于人。这是瓦解敌伪军和团结友军工作取得成效的前提。
党的政策也有灵活性的一面，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制定不同的政策。例如顽军伪化以后，或伪军顽化以后，如浙东的田岫山部时而是国民党顽军，时而又投敌当了伪军，后来又“反正”成了国民党顽军，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对该部相应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从而使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第六，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支能无私奉献、并带头弘扬“铁军”精神的高素质的敌工干部队伍。
敌军工作的特殊性，特别是派遣、情报、策反、秘密交通等工作的特殊性，要求敌工干部必须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敌军工作的对象是敌伪军，工作地区主要是敌占区,接触的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无奇不有。为此，对敌工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新四军敌军工作的实践，陈毅于1942年7月27日在盐阜区敌工会议上要求敌工干部的个人品格必须具备以下四条:
一要忠实坚定,要党性强，要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真正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的地步，能够在最复杂的环境中不改变共产党员的立场和本质。
二要勇敢不怕牺牲，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万一不幸暴露了面目，就要有为党为民族牺牲的决心。
三要机警，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要灵活地运用敌人矛盾，要善于化敌为友，用各种条件来掩护自己、掩护工作。
四要吃苦耐劳，要有远见，有远大的目标，不求近功，不求速效。要有高度的革命忍耐性，忍得住目前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和艰苦。
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斗争中，新四军广大敌工干部经受了严格的锻炼和考验，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水平。陈毅所提出的四条要求，成了优秀敌工干部政治、业务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综合反映，也为“铁军”精神作了生动具体的注解。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敌工干部在斗争中献出了生命，为国捐躯。他们的高风亮节和不朽功绩永垂史册。他们身体力行，用鲜血和生命弘扬了“铁军”精神，永远为后人所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