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程业棠，1912年8月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那年他参加红军，成了一名“红小鬼”。
土地革命时期，父亲担任过营长、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和举世闻名的长征。西路军受挫后，他身负重伤，与部队失去联系。当时摆在父亲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回家，要么到延安去。怎么能回家呢?走，哪怕是讨饭也要到延安去，找党中央，找毛主席。一路上父亲穿的草鞋烂了，就赤脚走;衣服破了，捡一块麻袋片披着走。有一天，父亲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歇息一会儿。这时，一个卖盐的好心人路过他身边，给了他几块盐巴和一点吃的。父亲狼吞虎咽地吃了东西后就把盐巴枕在头下，想休息会儿，没想到一躺下就睡着了。醒来时，他觉得喘不过气，眼前一片漆黑，嘴里全是土，于是拼命用力挣扎，才从土堆里钻出来。原来他睡得太死，过路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给埋了。好在埋得不深，否则父亲就没命了。历尽艰辛，父亲终于到达了延安。当蓬头垢面 、衣衫褴褛的父亲出现在阔别多时的战友们面前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历任政治教导员、团长兼政委、分区参谋长等职。1938年，父亲从延安奔赴泾县云岭，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担任第一大队政治教导员。1940年，日军大规模“扫荡”皖南地区，父亲率学员参加了父子岭、何家湾、汀潭等地的反“扫荡”战斗。1941年初“皖南事变"时，父亲拼死突围出来，到达苏北根据地。之后，他担任如皋警卫团团长等职。参加了车桥战役，讨伐了国民党顽军税警团陈泰运部，后又调任苏中军区特务团团长兼政委奉
命参加了南坎战斗并担任主攻任务。他指挥正确，战术灵活，顺利地拔除了日伪据点，受到苏中军区的通令嘉奖，成了一名滨海抗日名将。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历任华野一纵二师副师长、师长，二十军五十九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解放上海时，为了不影响上海市民的生活，部队一律不进群众的家门，夜晚就和衣躺在马路上。部队在马路上睡了七天，时任二十军五十九师师长的父亲也和战士们一道在马路上睡了七天。为了不影响市面上的金融秩序，部队一律不买东西。就连吃饭也是由几十里外的郊区做好送到市区。人民解放军这种严守纪律、爱护人民的品德，深深感动了上海市民。许多工人、学生、市民，自动组织慰问队，给人民解放军送水、送茶、献上鲜花。他们奔走相告，有的用电话将看到的感人情景告诉亲友……
全国解放后，父亲担任过第十三步校校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父亲依然不忘红军年代、抗大时期留下的好作风、好传统。父亲经常下部队，他以部队为家，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
在家里，父亲是一位慈父。我有兄弟姐妹七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要求很严格。1968年以后，我们都先后离开家走上工作岗位。临走前，父亲都要找我们谈心，要求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服从组织安排，做好本职工作，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不要搞特殊化，要联系群众，要靠自己，不要依赖父母。1979年，弟弟武军在部队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他所在的连队是一个空军雷达连，驻在深山沟里，长期吃的是塘水，生活条件差,他患了胃病。
武军想退伍回家考大学，就写信征求父母亲意见。这时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父亲立即给武军回信:“现在正是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现在不是后退回家的问题，而是要积极争取上前线，哪怕只需要一个人，你都要争取去。”武军接信后.打消了退伍念头，连续写了两次申请，积极要求上前线。他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他所在的连队荣立集体三等功。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座谈会上，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抗日战争胜利已经40年了，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但不能忘记过去，仍然要宣传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要教育青年不能忘记过去的革命历史。
今年是我父亲辞世20周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