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孤岛”的风风雨雨
上海是我的出生地，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条件我是熟悉的，但那时的上海已在日寇占领之下，只留下一小块地域属美英法租界当局管理，成为日寇包围中的“孤岛”，虽还留下一点进行抗日活动的有限余地，却随时有遭到破坏或逮捕的危险。
我经组织批准到上海，但我的党的关系却要通过一级级上报才能转到上海，这在当时条件下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我的组织关系也一直未转到上海。我在奉化的领导以私人名义，给几位熟悉的老同志为我写了介绍信。其中有几位老同志对我在革命道路上的发展起过重要的影响。一位是著名的革命作家王任叔(巴人)，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奉化地区的老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专门写了信介绍我去找他，又由他介绍我认识了洛蚀文(即王元化)，指引我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文艺活动。另一位叫江闻道的，又名江圣逵，也是20年代的老党员，曾留学日本，担任过河南大学教授，后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出狱，他回奉化家乡，我和他同在一个小组过组织生活。后他到上海，在文化界活动，经常为《上海周报》撰写日本问题的专论(笔名乃刚)。我在上海时也常去找他。因此，我当时虽未和组织上接上关系，但我把这几位同志看成是我在政治思想上的可靠老师。
在“孤岛”时期，我找一切机会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又和一些进步团体保持联系，认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些对我在思想上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要着重提到设于当年爱多亚路浦东大楼的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同学会和校友联谊会，在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去那里直到深夜。在那里活动的有大批职业青年，以业余文化补习为名,实际上是组织读书会，办讲座，出版墙报等等，有一些党员起着骨干作用。在校内还秘密发行各种革命书刊。在当年上海一片黑暗的世界中，竟然还留下“孤岛”的四补校这一块传播光明和真理的园地，让一大批青年能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而这一批青年中的大多数，以后也陆续投奔到苏南、苏中的新四军地区去了。我还要提到另一个组织——文艺通讯站，这是在我和王元化认识之后，由他介绍我参加的。这个组织是1938年由当时上海《译报》创办的，多年来成为地下党领导下开展进步文艺活动的重要组织。王元化参与这个组织的领导，当年他的年龄也不过20,但在文艺理论方面已表现出他的杰出才能。
他在这方面对我启蒙教育很大，就在他的帮助之下，我也写了一些作品，并阅读了大量的文艺书籍。此外，我曾“以文会友”，和一些爱国抗日的文学青年建立了友谊，其中如蒋星煜，至今仍有联系。
在“孤岛”时期，对我一生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我在理论上的学习和思考，也包括吸收和充实各方面的知识。这对我形成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是一种必经的途径。这时期中，我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苦读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每天要到深夜12时左右。阅读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理论，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也包括介绍苏联建设，以及中国党的领导人论述抗战方针政策的书刊等等;我又有很大兴趣阅读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方面的书籍，从苏联文艺到西欧、旧俄的一批古典文艺作品，这对于我了解历史，以及丰富自己的知识领域都大有好处。我体会到，就像列宁所说，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批判地吸取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的。闭塞必然愚昧，盲目绝非信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然需要吸收各种有用的知识，经过自己头脑的探索、比较、思考，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在“孤岛”时期，我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在浦东中学进初三班级读了半年，就再未经过任何正规学校的学习了。但我确实以极大的热情进行自学，还不断地写，大胆地讲，热衷于探索各种知识领域的问题。记得我在“孤岛”时期，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对当时中国前途的认识，有一种“大开眼界”、“豁然开朗”的感觉。我马上接受一家工人夜校(记得称为“莘莘夜中”)之邀，去那里向比我年龄大得多的许多职工朋友讲过一次课。我在阅读一批文艺史方面的书籍后，也曾不自量力地在四补校所办的讲座中，作过一次“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讲课。这期间，我曾为许多报刊写过文章，大多是对自己读书心得的整理，如《血泪八年忆东北》(刊《上海周报》)、《哲学笔记》(刊《学习》杂志)《怎样阅读和欣赏苏联文艺作品》(刊《妇女界》)等等。这里还要提到这样一件趣事，1940年一段时间，我成为当时上海《正言报》副刊的经常作者,认识了副刊编辑潘大年先生。有次我寄给他一篇约三四万字的《普式庚传》的文稿，当时他曾答应刊用，后因故未刊,我也离开了上海,在战乱年代中，他一直保留此稿竟达十多年。到50年代我回到上海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潘先生知道我在上海，就将此稿通过解放日报社转给了我，还附写了一封极有感情的信，说起他从无替人留稿的习惯，而把我这篇稿件留了这么长时间，是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将此稿还给作者。我读了此信后极受感动。
从1939年8月到1940年底的一年多时间，我就是这样在“孤岛”上海度过的。由于“孤岛”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同时,许多熟悉的朋友一个个都投奔到新四军那里去了。我也再难容忍“孤岛”那样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在1941年到来时，我就告别了一直苦心抚育我成长的母亲及其他家人和朋友们，投奔到活跃在苏南江阴、无锡一带的新四军地区去了。
(五)在烽火年代的磨炼
在今天的条件下，从上海到江阴、无锡，只要乘车个把小时就可到达，是一件太简单的事了。然而当年要从“孤岛”到达新四军地区，却要通过重重惊险的关口，要作好各种细致的准备。到出发那天晚上，我们按事前约定的时间、地点和暗号，同新四军派来上海的交通员接上关系，登上长江轮船。深夜时，船过长江口有日本士兵上船检查，那种狰狞凶恶的面目，令人提心吊胆。由于当年上海学生大批投奔新四军，已引起日寇的高度警觉，因此通过这一关要特别小心，事前必须准备好各种证件，以及应付查问的对答语言,不能露出一点破绽。过了这一关，才稍为安下心来。到了第二天大清早，船到江阴以北的长江口岸时，同行的六七个人一起登上岸。这时，一下子就感到“完全自由”了，大家高兴得大声欢唱起革命歌曲来。我们步行了几十里路程，又在江阴的周庄镇上住宿了一个晚上，才找到新四军部队的驻地。(当时这些驻地不是固定的，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移动。)
1941年初，新四军部队挺进在京沪线一带的农村地区，斗争的条件十分艰苦，但在城镇周围已经建立起一块块小范围的游击区，还曾奔袭过上海飞机场。而当时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也日益猖獗，除了有些挂着国民党番号的残余部队经常找新四军闹“磨擦”外，在我到根据地后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同志在事发后第二天为重庆《新华日报》题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四句诗，表达了全国同胞对蒋介石制造这一血腥大屠杀的悲愤抗议;就在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将新四军统一整编为七个师。我所在的新四军部队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
我所参加的抗日战争是在日寇所占城镇团团包围之中，又被交通线分割开来的敌后游击战争。当年的国民党绝大部分正规军队都已撤退到远在千里以外的四川大后方去了，而新四军、八路军则向敌后地区挺进，一直插到敌人的心脏区域，我们的部队就在南京、上海附近坚持活动。我们以农村为基地，依靠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掩护，寻找有利机会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
回想当年我能亲身经历在敌后农村的抗日游击战争，从中得到培养和磨炼，至今仍感到特别的自豪和荣幸。那时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我背包在身，终年流动，到处为家，和许多农民相处就像自己家人一般的亲热。我们的战斗生活并无固定不变的战场，又到处可以成为打击敌人的战场。我们不仅用枪杆子打仗，还要拿起笔杆子，当“文化兵”，办报纸、出刊物、写文章，组织文艺演出，帮助农民办文化夜校和读报识字等等。我们也学习农业劳动，耕地种菜，进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还在夏秋季帮助农民收割锄地等等。军民一条心，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建立起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
战争年代，斗争环境异常艰险,物质条件十分困苦，这是对人们在思想上、意志上的严峻考验和磨炼。像我这样一个从城市下来的学生,要适应过来，更是经历了艰难而复杂的思想磨炼。才到游击区不久，就碰上敌人进行疯狂的“扫荡”，烧杀抢掠。我们部队几乎每天要移动驻地，在雨中和雪地的夜行军成为家常便饭，在风雪交加的夜晚，走在泥泞不堪的田间小路上，一身泥泞以至滑到河沟里，也是常事。当时我写过题为《夜行军》的一篇报告文学，就是记载了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此稿曾发表在1941年上海秘密出版的一个刊物上，半个世纪后又在1993年第5期的《大江南北》上重新发表)。在敌人发动“清乡”、“扫荡”时，我们为了突破敌人包围圈，要几天几夜的连续行军，而在疲惫不堪时，竟然一边行军，一边瞌睡起来，又照样像机械一般地移动脚步。在“到处是家”的流动生活中，身上长满了虱子也不当作一回事。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有时发烧生病，也只得听之任之自生自灭。我曾得过肺病，一直未发现，直到几年后，经过肺部透视有钙化点，才知道自己害过肺病。
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我们形成了对革命大家庭的深厚感情，在革命同志之间，生死与共，一切为了战胜敌人，完全自觉地愿意为革命而献身。在每次战斗前，曾和许多亲密的同志在一起谈笑，但几小时后，就有一些同志在火线上倒下去了。我们永远纪念他们，也永远难忘他们为人民利益而无私地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形象。
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中，我们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血肉相连，也感受到农民朋友的纯朴和勤劳。我至今还认为，了解农村，认识农民，对于在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年我们所处的农村环境，其贫穷、艰难的生活条件，在今天的人们来看，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不少人确实是过着衣不遮体，忍饥挨饿的生活，我也曾在跟农民一起下田劳动，在帮助夏收秋收的过程中，真正感受了农业劳动的艰苦，体会到农民的勤劳，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和广大农民接近了起来。我在根据地当过几年记者，曾在扬州一带农村中进行过一些农村经济和社会调查，深感到自己特别缺乏对农村的知识，需要在实践中更好学习。我进行过耕牛问题、村政权建设和农民民主问题等等调查，从中增加了在学校课本上学不到的许多社会知识。我至今仍感到，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对于我们新一代的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知识分子来说，仍然应该作为一项必修的课程。即使是留学国外，学成博士、硕士的专家学者们，他们有了高、新、尖的科学知识和才能，但如果缺乏对于中国农村、农民的知识和感情，仍然应该看作是“美中不足”,而必须尽可能地来补上这个“必修课”。
在此文结束时，我还想在这里提一件事。记得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已过“古稀”之年，我去美国看望在那里留学的子女。一天晚上，有一些留学青年聚集在我孩子家。正巧那天是8月1日建军节，有几位同学都知道我是新四军的一名老战士，有位同学就向我提了个问题:“像你们那样早年参加抗日战争，一生经历过种种艰难，现在老了，来到美国看望自己子女，还得依靠子女为你们提供路费，你们有什么感想呢?”我体会他提这样的问题是出于好意，但并不了解我们当年的时代和感情。我回答他:“我这一生参加过当年的这场战争，感到很光荣很有意义那是非常宝贵而又丰富的经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把自己前途和国家命运完全结合在一起了。我的一生也过得很充实，到了晚年，虽不富裕，但生活上安定，有保障，我别无所求。”我又说:“你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完全不同了，我相信，你们决不可能再经历我们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生活 你们在美国努力学习，取得成就，也是国家和社会对你们的期望，同时，我也希望你们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思想感情。”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很高兴，感情也很激动。有些同学唱起他们青少年时在国内流行过的革命歌曲，我也情不自禁地用不熟练的技巧为他们弹了两首钢琴曲《黄河颂》和《新四军军歌》，有位同学替我摄制了录像带，并加上《老夫喜奏黄河曲》的标题，送给我留为珍贵的纪念。(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