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实践与毛泽东思想

老革命家谭震林同志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今年4月24日是他诞生110周年纪念日。笔者有幸在供职文汇报时，于1981年采访了这位战功赫赫的革命家。

谭震林戎马一生，建国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记得1981年，笔者参加全国的一个高层次党史研讨会，与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同组，熟悉了，托她与谭震林联系，很想拜访并深入采访他老人家。经努力，我被获准这次访谈，与资深党史研究专家胡晟盛同往。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小车来到东城区的一个宅院门口，警卫员听说是文汇报记者来了，打开大铁门。这是个有三进的大院子，到第三进，谭震林同志出门迎候。进门是会客厅，谭老说，会见客人包括接见外宾，都在这儿。他很客气地让我们来到他卧室，只见摆设简朴，一张大床，一对沙发，一张写字台，墙上挂着谭老与他夫人葛慧敏的一张黑白大照片，另一边的墙上挂着一幅何香凝落款的出山猛虎。

我参加的是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以通过不久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为指导，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认识和确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我们的提问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谭震林同志说：“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研究党史的同志首先要有这方面的正确认识。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它的中心点是什么呢？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他们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中心点，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谭老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历史后说：“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情况与法国和俄国不同，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上山，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

谭老说：“当时党内有不少领导人反对这个理论，他们不懂得如何依靠广大农民，而想依靠外国的援助，搞城市暴动，迅速夺取全国胜利。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想到了农民？想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并非他有什么特别的天才，主要是他能从实际出发，了解中国的国情。他青年时代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并利用假期，在1916年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等五个县进行社会考察。以后，1918年他到河南农村，1927年又在湖南农村，作了大量的调查。毛主席又领导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所以他对中国的农民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有很深切的了解。一旦毛泽东同志接受了马列主义，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就形成深刻的正确的见解。”

说到这里，我们请谭老谈谈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谭老说：“写党史要写好这一段。现在井冈山时期的领导人健在的不多了。陈毅、朱德、毛泽东、陈正人等同志都已去世了，最近刘型同志也逝世了。当然，那时期的干部还有一些，党史工作者应该抓紧收集党史资料。井冈山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次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已讲了。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确立了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一些战略战术，制定了土地革命纲领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我当时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斗争，所以感受也很深。”

谭震林同志告诉我们这样一段往事：“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曾经给我看井冈山时期的三封信。这是毛主席写给周以粟（注）和我两个人的。周以粟同志当时在部队搞群众工作。这几封信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每当一个战役打胜以后，部队就要分开做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在井冈山地区打仗，天天走路行军。当时给部队规定了一个任务，每到达一个村庄，要求立即组织人员去调查，在二到三小时内拿出一张统计表，了解清楚该村庄有多少户，男女各有多少，有几个地主、富农，为什么定他们是地主、富农，等等。所有指导员都得做这种工作。我们这些军队的领导成员不仅要会做这一工作，还要把各方面送来的表格加以综合统计，进行研究。在此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要提出问题和设想，哪个地主可以立即打击，哪个则暂时不动，并上报毛主席批准。毛主席对我们说：如果把所有的地主都统统打垮了，我们下次来吃什么？所以做什么事都要有计划。”说到这里，谭老很有感触地说：“毛主席不仅考虑研究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具体地关心部队打仗过程中的生活细节，指示得十分周到。这些好的传统，我们今天要好好继承和发扬。”

接着，谭老喝了一口茶，继续回忆起井冈山时期粉碎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的一些往事，他说：“毛主席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运用得好，指挥英明，真可说是用兵到了如神的地步。可是开始时，我们有些军队领导人由于不了解毛主席，认为他是读书出身的文化人，不相信他的军事战略战术有那么灵。记得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时，我们的部队在东固根据地的东部，敌人在富田，敌我之间隔了一座山。敌人在山区作了一个很坚固的工事。毛主席说，敌人一定会过来，而且一定要走其中一条路，因为根据地形，走其他的路容易被我们的火力封锁。毛主席把我们军以上的干部统统摆到了那里，要求我们务必在敌人部队到达预定的那个点时才能打，不到那里决不许打一枪。有人怀疑说：‘哪能算得这么准？他不来，不是就白等了。’毛主席坚持这个作战方案。我们足足等了二十多天，在那儿帮助老百姓插秧。敌人果真来了，走的就是那条路。我们的第三军团（实际是第五军）和第一军团（第四军）像一把虎钳似的将敌人一个师紧紧钳住。当时，我们是居高临下，以逸待劳；他们是地处劣势，疲惫不堪。战斗一打响，敌人懵了，未经较量，很快败下阵去。少数溃逃的敌人，如惊弓之鸟，一直跑了五百多里。粉碎了敌人这次‘围剿’以后，部队进行了总结。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彭德怀同志感慨地讲了一句：‘究竟还是拿鹅毛扇子的人厉害啊！’三国时的孔明就是拿鹅毛扇的么。”

“当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功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还靠其他许多干部的努力。正如《决议》中所讲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谭震林同志接着说：“比如在井冈山曾开了个永新会议，邀请了永新县和周围一些县的同志参加，讨论怎样建立苏维埃政权，怎样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配合红军部队作战。那些方针、政策、措施，虽然不少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是有些并没有更多的根据，有些则不尽完善。大家一发表意见，你一言，我一语，根据就充分了，意见也就更完善了。比如根据地的土地改革法，就集中分析了好几个地区的方案和经验。有赣南的一个，闽西的一个，寻邬县的一个。分析比较后，最后决定主要以闽西的那个土地改革法为基础，吸取其他地区好的经验，综合而成。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别人好的主意，他总乐于吸取。蛟洋会议、闽西会议、兴国会议、永新会议，都是这样召开的。毛主席还深入调查，开了不少小的座谈会，不断吸取群众中的好意见。这就生动地说明，在毛主席制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整个战略中间，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方针、政策，都是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厚的基础。”

谭老说到这里，赞扬毛主席在那个时期所表现出的民主作风，他说：“当时产生的正确方针措施、战略战术是与民主的空气分不开的。那时候，凡是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毛主席都要先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沟通上下情况，然后集中大家意见才作结论。要是会上同志们不发言，他就不高兴，常常宣布休会，让大家回去就讨论的问题再作调查研究。在这种空气下，我们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毛主席提的有些意见不符合实际，我们就表示不同意见，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不同意你这个意见，请你再考虑一下。从一件小事也反映出当时的民主气氛。在井冈山时，毛泽覃年轻调皮，毛主席很恼火，就拿棍子打他，毛泽覃叫喊着‘这是在革命噢，不是在韶山噢’,批评他的家长作风。听了这个话，毛主席就把棍子丢下，与他说理。所以说，在发扬民主的精神下，革命的智慧才能很好地发挥和集中，民主的精神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谭老稍停顿一下继续说：“由于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解放后三大改造的成功，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成就。这些都表现了毛主席的伟大贡献。”

谭震林同志勉励我们以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不知不觉，与谭震林的谈话已近三小时。谭老还谈到，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来高举毛泽东思想。接着，谈到他撰写这方面文章的一个情况。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谭震林极为赞赏，感触尤深。他叫秘书帮他把各大报大刊上刊登的有关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都找给他。恰在这时，《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组稿，约请老同志写文章，他们自然想到了谭震林。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同志，一了解，编辑部的意图是想请谭震林写一些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故事，而不要涉及理论问题。可是，谭老深切体会到，“两个凡是”是极端错误的，“两个凡是”的理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必须予以摒弃。他严肃地对来者说：“如果不写理论问题，找我写干什么？什么人都可以写嘛，你要找我写，我就要写理论问题，不仅要写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要写大理论问题，要写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井冈山的实践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要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编辑部看了谭震林颇有分量的文章，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应该删去。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已明令《红旗》不要对这个问题表态。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又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况且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两种意见，互不相让，针锋相对。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谭震林又给《红旗》杂志送去了呕心沥血的修改稿，恰恰在这个焦点问题上，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以突出真理标准问题，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他还打电话给《红旗》杂志的负责人，坚定地说：“对于文章的观点，你们要改我一个字，你们就不要登。”

《红旗》杂志的领导，将稿子送中央常委审查。谭震林的文章成了常委们的传阅件。

这篇文章先后由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进行了审阅。

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杂志上刊登此文。

文章送到邓小平的案头。他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还在稿子空白处写了耐人寻味的批语：“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两天之后，李先念看完了谭震林的文章，随后在稿纸上面挥笔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中央领导的批示，陆续送到《红旗》杂志社。杂志社负责人又向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请示，汪东兴见那么多高层领导人都有明确的态度，同意刊登。于是，这篇题为《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思想的发展》的文章，刊登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上。文章的开头说：“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根本标志。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正是在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访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谭老侃侃而谈，精神矍铄。至今，我对老革命家所展现的风采和品格记忆犹新，写下这篇文字，作为对他老人家的缅怀。

（本文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注：周以粟在井冈山中央根据地时，担任中共闽赣边工委书记、红军总前委组织部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等重要职务。1932年初，他的肺病复发,被送往汀州医院治疗,与同时患病治疗的毛泽东常在一起研究分析形势,谋划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中央分局考虑到他患重病,决定护送去上海治疗。途中与敌遭遇，护送的战士牺牲。他被敌人惨杀，年仅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