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伊美军虐俘丑闻不断曝光后，美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声誉扫地。不久前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用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日军虐待中国战俘和劳工的罪行，令人发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对被俘的2022名日军官兵，严格执行了国际上公认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仁至义尽，予以优待。受到优待的被俘日军官兵经过学习，认清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毅然决然参加了反战行列。于是，在新四军中就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日本人“反战同盟”。
在新四军各部队，由被俘日军和主动投诚的日军士兵及下级军官组成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朝鲜人反战同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华中总支部和苏中、苏北支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协议会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分会。“朝鲜人反战同盟”准北支部等，是活跃在华中敌后开展敌军工作的一支特殊力量，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其最大的特点是动员觉醒的日军士兵做日军的瓦解工作，语言通，心理明，效果好。
早在1938年3月24日，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东京、大阪、久留米、京都师团等部的士兵就提出了“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反战口号”。1939年11月7日，在山西麻田村八路军总部成立了“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1940年5月，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冈野进)的指导下，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发表了成立宣言。这对新四军各级敌工部门和被俘的日军士兵是一个有力的启发和推动。
在新四军系统，豫鄂边区和第五师率先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成立时间为1941年11月11日。按照新四军的编制序列，定名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第五支部。主动从日军中单身出逃投奔新四军的坂谷义次郎被推选为支部长，森田博美为副支部长。盟员有二十多人。接着，“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苏北支部于1942年6月11日在第三师举行了成立大会，古贺初美当选为支部长，成员有本龙藏、板桥等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正在三师视察，特地到会祝贺。
8月2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南支部在第二师成立，支部长为高峰红志，成员有藤进文章、加藤肇、清水等人。
尔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准北支部也在第四师成立，支部长为后藤勇。
1942年5月12日，在新四军第三师还成立了“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陈毅、饶漱石特地写信给分会负责人王信虎、李成镐、金锡润等朝鲜革命同志“谨申贺忱”。
浙东游击纵队虽然日俘较少，但在1944年也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苏浙支部，开展了活动。
新四军第一师于1943年12月1日正式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成立大会在—师后方医院附近的东台三仓河畔潘家的一个大庙里举行。一师师长粟裕，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以及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一师政治部敌工科、一师和苏中区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代表共一百余人到会祝贺。日本人滨中政志致了开幕词。他激动地说：“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中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立场上，成为新四军的战士，这是我们和日本人民的光荣…组织这一反战同盟是回答日本军阀的种种麻痹、欺骗和阴谋的有力铁拳。”
粟裕、陈丕显、管文蔚都在会上讲了话。粟裕分析了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后，指出：希特勒的垮台和日本法西斯的垮台是不可分离的；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日本人民的解放是不可分离的。今天“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建立，对今后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大会通过了苏中支部的《宣言》和《纲领》，选出了滨中政志、冈本一利、松野觉、香河正男、田畑作造等五人为支部委员，滨中政志为支部长。
会后，苏中支部向陈毅代军长、饶漱石政委、张云逸副军长发了致敬电。这时，陈毅正在由军部去延安途中，接到电报后立即发来了贺电，称：“你们获得解放以来，对反法西斯战争尽了最大的力量。在你们同一意志下组织了反战同盟，这对我们以及对日军士兵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是日本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
1944年2月6日，在新四军敌工部门的帮助下，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华中总支部。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均派代表到会祝贺。5月5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协(议)会成立，委员长香河正男，副委员长高峰红志，委员有田畑作造、加藤肇、矢口、清水、松田等五人，统一领导华中地区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四个支部。车桥战役中被俘的日军山本一三中尉及20余名士兵参加了该会。
1944年6月1日，总政治部在《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今后的敌军工作应该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目前尚无日人干部及解放联盟的个别地区仍按原状态进行敌军工作)。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应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
“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新四军各级敌工部门的指导下，在开展日军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
第一，大力开展对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由于“反战同盟”和“解放联盟”成员都来自侵华日军各部队，他们对日军内部尖锐的官兵对立、新老兵矛盾等各种情况有切身体会，故在宣传中能紧紧抓住日军官兵的心理，把话说到心坎上。他们与日军士兵民族相同，语言相通，所以日军士兵对他们有一种亲近感，敌对情绪较少，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宣传。“反战同盟”编印的大量日文宣传品及出版的日文报刊，如苏中支部的《新时代》，苏北支部的《日本兵队之声》《士兵之友》，淮北支部的《兵士呼声》，第五(鄂豫边区)支部的《反战旗》《士兵之友》《自由之光》《新导报》，苏浙支部的《解放周报》等，以大量实例揭露了侵华日军内部的黑暗，官长对士兵的压迫，士兵的厌战反战和思乡情绪，引起日军士兵的共鸣。盐阜地区两年多内向日军发出宣传品119种、7万多份，对瓦解日军起了很好的作用。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上开展火线喊话。1942年冬至1943年，新四军第三师对下乡“扫荡”的日军展开反击，苏北支部日本同志在八滩、佃湖、陈集等战斗中，不顾密集的炮火，靠近阵地前沿对日军喊话。敌军官恼羞成怒，命令以猛烈炮火进行扫射。但扫射一停又响起了日语喊话声，使敌军心涣散，先后有十几名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
1944年2月21日，新四军一师发起车桥战役。苏中支部成员松野觉冒着猛烈炮火，匍匐前进到泾口日军据点前50米处的草荡里，进行喊话，还唱日语反战歌曲《战争是痛苦的》。凄凉悲切的歌声，引发了日军官兵无限的思乡思亲之情，阵地上鸦雀无声。歌声一停，从敌人据点里突然传出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松野觉连续进行四天四夜喊话，后来不幸被日军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在瓦解敌人的战斗岗位上。
松野觉是日本广岛人，当过六年童工，1940年1月被强迫征召入伍来华作战，是侵华日军独立十二旅团三中队的上等兵，1941年12月在如皋被新四军一师所俘。经过学习，他提高了觉悟，主动参加了“反战同盟”。淮北支部支部长后藤勇，1945年夏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第五支部支部长坂谷义次郎，于1944年9月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他拒绝利诱，不怕刑讯，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还有苏中支部的松田等两位“反战同盟”盟员，在解放高邮的战斗中主动请求入城谈判劝降，不幸被日军杀害。
日本同志的牺牲，在日军内部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松田等两人被杀害后，在高邮日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日军士兵不愿再为官长卖命，有的逃出城外投降了新四军，留在城内的军心动摇，高邮很快被新四军解放。
第二，协助敌工部门做好日军俘虏的工作。如车桥战役后，新四军一师俘获了24名日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他们有的手上负伤， 有的眉毛烧焦，有的被打断了肠子。由于不了解新四军的俘虏政策，他们情绪消极、抵触，甚至一声不吭。“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成员香河正男、冈本进等协助一师敌工部门做工作。开始时有的日俘骂他们是“叛徒”、“丧失了大和魂”、“没有日本人精神”等。但他们仍耐心对日俘进行开导，帮助医护人员为日俘治伤，伤好后陪日俘洗澡，陪日俘出席宴会，为日俘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使日俘逐渐认清了新四军的俘虏政策，初步认清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到了第六天，日俘山本小队长主动向“反战同盟”表示不愿意放回去，要求留在新四军。其余日俘也表示要参加新四军，和“反战同盟”的日本战友一起投入反法西斯斗争。
第三，手执武器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反战同盟”中的日本同志，和新四军指战员并肩作战，用手中武器打击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第五支部的十几名盟员，和五师师直敌工队一起，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伏击了从湖北黄冈姚家开往河口的一个日军小队，盟员森增太郎亲手将日军小队长击毙，缴获了该小队长佩带的军刀。战斗结束后，森增太郎将军刀赠送给李先念师长，受到李师长亲笔写信表扬。
松野觉在车桥战役中，边喊话，边用武器射击，将两名日军击毙。正如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预言的那样：这些日本同志成了中国战场上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
第四，主动参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事业。由于日寇的频繁“扫荡”和野蛮“清乡”，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使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物资极度匮乏，处境十分困难。“反战同盟”各个支部的日本同志亲眼目睹这些情况，决心以实际行动帮助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他们以新四军指战员为榜样，谢绝对他们的额外照顾，和干部战士同甘共苦，要求吃一样的伙食标准，还积极参加生产运动，千方百计节省开支。从发给他们的微薄的津贴费中(仍比新四军指战员要高)，筹款接济受灾群众。苏中支部1944年4月2日就捐款245元(法币)给四分区灾民。
第五，积极组织“反战同盟”成员进行学习。在延安设有“日本工农学校”。车桥战役后，被俘的24名日军官兵致电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要求前往延安工农学校学习。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新四军政治部决定设立“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吸收被俘日军官兵入校学习。这个分校附设在苏中公学内，对内称第20队，对外称“国际兄弟队”，由敌工科副科长李德武任队长。李是朝鲜人，被迫征召到侵华日军，被新四军俘虏后，经过教育很快提高了觉悟，不仅成了新四军光荣的一员，还被提拔为敌工科副科长。
“国际兄弟队”共有学员43人，其中日本人31人，朝鲜人12人，大都是“反战同盟”各支部的成员。通过学习，使学员们进一步加深对日本侵华战争非正义性的认识，懂得日本法西斯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共同敌人。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必须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反对中日两国的共同敌人。学员们通过学习理论和亲身实践，进一步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认识。由于战争环境，流动性大，分校的住址也不固定，先后曾住过建湖县的肖家庄、淮安县的流均沟、宝应县的钱家庄等地。
在分校学习结束后，“国际兄弟队”的学员被分配到新四军各部队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地区从事敌军工作，直至日寇投降。
新四军政治部于1944年将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情况向延安发电报作了报告。电报称：“..…在华中共有四个反战同盟支部，二十五个日本同志：淮南支部七名，准北支部六名，苏中支部七名，苏北支部五名(五师的日本同志不在内)。(笔者注：五师支部有二十余人)最优秀的、最坚决的有滨中(现任华中共产主义者同盟总支部书记)、香河、冈本、后藤、古贺、高峰诸同志，现在调军部政治部训练中。”电报还提到，盟员对日军的宣传工作相当深人，仅在1943年就散发了日文宣传品约二十万份左右。
为了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经总政治部于1944年2月复电同意，新四军军部专门举办了两期“日人华中训练班”。训练班学习内容主要是社会科学，讲资本家和地主怎样压迫和剥削工农，资本家和军阀为什么要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军阀和资本家的罪恶及其必然失败的前景。还组织学员学习“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纲领、章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理想和奋斗目标，新四军的建军宗旨，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特点，等等。
1945年1月5日，新四军政治部发出通报，介绍了开办日人训练班的六条经验，以供各地区、各部队开办小规模日人训练班时作参考。
日寇投降后，新四军各部队“反战同盟”的日本人大多数于1945年底前后返回日本。只有个别人留在中国，或继续在新四军中工作。
华中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反战同盟”，在政治上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上受新四军各级敌工部门的指导，在组织上有独立性和严密性。它是一个抗日的、进步的群众团体，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它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了特殊的工作，完成了特殊的使命，在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