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父亲张小圃
2001年第2期《大江南北》刊登了梁灵光同志的文章《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一面旗帜——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文中写到:从1942年开始,“一批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上颇具声望的人士,如海启的周儒谦(原国民党启东县党部书记长),南通县的徐仰高(开明士绅)、张小圃(商界人士),如皋的高亚东(开明士绅)等,都在参政会里发挥了积极作用”。文中所说的张小圃就是我的父亲。他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战政策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和人民解放战争,为根据地政权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不幸在1947年1月3日被国民党“还乡团”残酷杀害。1985年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我父亲张小圃为革命烈士。
我的家在江苏省南通县(今通州市)金沙区杨家港镇以南的乡间。我的父亲是南通县地主兼工商业者,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抗战前曾长期担任乡长及区商会负责人的工作,与地方上一些上层人士、工商界朋友以及平民百姓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地方上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
从新四军来到我们家乡以后,我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从地主士绅成为共产党的挚友,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不屈不挠地坚持抗战。我有兄妹四人(我是最小的),全都先后义无反顾地投奔新四军,参加了革命,一个个都成为共产党员,受到党的培养、重用,现在都是离休干部。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呢?主要不是说明我的父亲和我们兄妹有多么高明,而是说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说明党的统战政策具有巨大感召力。
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到我们这个地区,不久就接管了国民党的南通县政府,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不久,父亲接到通知,邀请他到县政府去开会。当时父亲受到邀请也感到高兴,但内心顾虑重重,不知道共产党对他们这样的地方绅士会采取什么态度, 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被扣押,回不来。
会议开了三天,对父亲来说是人生史上一大转折。他开会回来,像换了个人似的,情绪异常振奋,对梁灵光县长非常赞赏,他说:“梁县长看上去是一个年轻小伙子(23岁),做起报告头头是道,像弹棉花一样,一层一层分析透彻,令人信服。”通过这次会议,父亲了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知道党要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对党所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二五减租”等政策都听得进,并表示拥护,认为都是合情合理的。
随后,在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父亲进一步受到党的信任,成立县参政会时,他被选为县参议员。区政府建立时,县里曾有意要父亲担任金沙区区长,父亲表示年纪大了(近50岁)干不了。后来父亲推荐他一个好友担任首任区长,他担任了区参政会副主席。
当时梁灵光领导的县保安旅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扫了敌顽的威风,新四军在群众中威信大振。这对父亲又是个很大的教育和推动,他也就越加靠拢政府,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影响,尽自己力量支持政府工作。如带头减租减息,为政府提供情报,支持家人及子女参加革命。同时,还在物质上支援地方政府。由于父亲在地方上有些名望,他不仅成为我党的统战对象,同时日伪一方也千方百计拉拢他。当时一些日伪方的头目,有的也是他以前的熟人,过去有些交往。他们数次发出邀请信,或送来委任状,要拉父亲出任金沙区伪维持会长。后又要他担任伪“清乡”特区公署地方事业促进会主任。有时还派车来接。父亲在这点上毫不含糊,认为当汉奸是奇耻大辱,他经常在家中骂这些汉奸“没有中国人的骨气”,“国家坏就坏在这些汉奸手上”。父亲对他们的拉拢一概不予理睬,能躲就躲,能推就推。
后来,敌伪见拉拢不成，便转而采取种种威胁手段,隔三差五就有一股敌伪军到我家来骚扰,抓不到人就抢东西。有一次把河边几十棵小树的树梢统统砍光,以示要砍我父亲的头。父亲说,“这是做给我看的,我倒要看看我的头有多硬。”有次敌人便衣,把我父亲、小叔等五人抓去关在碉堡内。后来把其他人都放回,只留下我父亲一人,逼他就范。父亲拒不屈服,敌人也没有办法,后来敲诈了一些粮食才把父亲放回。
敌人在威逼利诱都失败后,就把我家洗劫一空。1943年秋,一天午后,从金沙镇上来了一批敌伪军,带来两条大船,把我家中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全都搬到船上,连一个小板凳也没留下。凡是不能搬走的,都砸得千疮百孔,门窗也都卸走了,墙头被捅开一个个大洞,地板被敲得破损不堪。父亲和我们回到家里一看这个惨象,满腔悲愤,横下一条心与敌人斗到底。父亲和小叔商量,估计敌人可能还会来拆房子或烧房子,当即决定自己动手把房子拆掉。当晚在几十个乡邻的帮助下,花了一夜时间,将所有房子拆了,木料转移到附近邻居家。没有隔几天,日伪军又来了,一看我家房子已拆，便将留在屋基边的砖瓦,统统运到杨家港镇上砌了碉堡。我们的家园就此被彻底摧毁了。县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第二天即派人来进行慰问和救济。此后,又将父亲、继母和我转移到较为安全的中心地带。父亲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表现出他坚强不屈、不为利诱、坚持抗日的高风亮节,受到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高度赞赏,特地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舍己为群”四个大字。在当时的南通县报上,也曾专门报道过父亲的事迹。
抗战胜利后,在惩办汉奸运动中,父亲又被任命为南通县惩奸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县长孙卜青兼任。在一次金沙镇公审汉奸的万人大会上,父亲以自身的遭遇进行了血泪控诉,痛斥汉奸的罪行,群众听后无不义愤填膺,汉奸被当场枪决。
惩奸运动一结束,紧接着要进行土改,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对父亲来说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但在党的教育下,父亲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献出了土地,并协助当地贫下中农协会开展土改工作。土改运动使父亲思想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曾两次向县委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县委领导总以他在党外比在党内作用更大的道理劝说他。
1946年冬,自卫战争爆发,国民党“还乡团”反攻倒算,进行疯狂而残酷的报复。基于这样严峻的形势,县委曾动员父亲向后方转移,但父亲认为自己在当地有较好的群众关系,地形又熟悉,可以在原地坚持斗争。县政府领导觉得父亲能在当地坚持斗争,对稳定群众情绪,联系我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因此就同意了父亲的意见。这时南通县国民党的一些头目,认为父亲与他们属于一个阶级,理应与他们一条心,于是又施展了拉拢、威胁的故伎,多次动员父亲去金沙镇共同“反共”,均遭父亲拒绝。父亲一如既往地与共产党联络,递送情报。国民党“还乡团”恨之人骨,不久就对父亲下了毒手。
事情发生在1947年1月3日,这天也是父亲的生日。早晨4时左右,“还乡团”五六人,冒充新四军南通县警卫团敲我们家门,要父亲为他们烧开水喝。父亲信以为真,当即披衣而起,门一开,一阵乱枪射来,父亲身中九弹,当即倒地气绝身亡。当时我们兄妹四人都不在家,大哥虽在本地坚持斗争,但也离家百余里,到第三天才得到消息。当时的斗争环境险恶,他也不能回去最后见上父亲一面。而我们其余三人均转战在苏北和山东各个战场,相互音讯不通,直至一二年以后,形势好转,才从大哥来信中,先后得知父亲早已惨遭敌人杀害的噩耗。想想我们兄妹几个在战争中无一伤亡,而父亲作为党的挚友、统战对象、一个无党派人士,却早早倒在血泊之中,我们真是欲哭无泪,悲痛之情一直强压在心头。
父亲的后事全由我们小叔操办。但没有想到事隔半年,我们的小叔也惨遭敌人杀害。小叔在新四军到来之后,曾接替我父亲担任我方乡长,自卫战争爆发后转入地下,做党的情报员,1947年8月不幸被捕,活活被打死,敌人还用刺刀挖其胸膛。小叔至死不屈,对敌骂不绝口,牺牲得非常壮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小叔和我父亲先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我们为有这样的父辈而自豪。我们兄妹也为自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而庆幸。今天回顾家庭的革命历程,再一次感受到党的统战政策所显示的巨大威力。
注:这是张宏芳同志于2001年7月1日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纪念建党8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读来很感人。同年11月23日张宏芳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1岁。现将此文刊出，以资纪念这位新四军老战士和她的革命烈士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