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一天，楼光丰两口子从广州回到老家浙江义乌西楼村探望老母亲。他母亲年近90，身体仍十分硬朗，乡亲们一直亲切地称呼她为“革命老妈妈”。第二天，光丰和妻子便登上北去的火车，代表母亲到南京军区看望已离休的副政委吴非远。吴非远不是老母亲的亲弟弟，却比亲弟弟还亲;不是光丰的亲舅舅，却比亲舅舅还亲。光丰听说舅舅解放后为找他妈妈，刚进南京不久，就发过一封信，可是，回信却是红墨水写的。民间习俗，这样的信，不是绝交，就是这人或这家不存在了。过了好些年，舅舅思姐心切，又特地派他弟弟第二次到西楼村寻找，终于把这根断了一二十年的感情线给接上了!几十年没见老舅了，此时握住他老人家的手，那个亲热劲就不用说了。酒足饭饱之后，老舅吴非远给大家讲了一个不是姐姐，胜似姐姐的故事。
吴非远是我现名，打日本鬼子时叫吴子芳。认识我老姐，啊，就是光丰的母亲，是在1942年11月。那年你妈30好几，我也20好几，光丰呢?哦，7岁。当时义乌已沦陷将近半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浙江中部义乌为新四军游击队活动地区。一天，我奉游击队领导派遣回家乡田朱乡开辟抗日工作。因为日本鬼子经常下乡来烧杀抢掠，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乡里党的秘密组织派人来游击队，要求去人帮助他们发动群众打鬼子。这样，我就领受了这个重任来了。我先到西楼村找地下党负责人楼樟荣接头。接上头，一交谈，也真巧，楼樟荣是光丰的父亲，妻子叫吴春兰，不仅和我同姓，竟然和我是一个村的。于是，为了开展工作方便，我就认了这门干亲:春兰是我姐，樟荣是我姐夫，光丰的兄弟姐妹叫我舅。一家人尽管挤在—间茅屋里，但是，一点也不见外，过得亲亲热热，同吃、同住、同抗日。
西楼村这地方净是沃土，村前村后，山坡土岭都遍长青青翠竹。村民除了务农，就以作竹艺为生。楼樟荣祖辈作竹艺，他的手工艺特别精细，很有口碑，人缘又好，所以是个颇得民心的篾工头。而我，本来就是教师，便被推荐到村里何老太太开办的小学当教书先生。西楼村离浙赣铁路很近，距一座铁路桥梁不到一里。有鬼子兵在驻守巡逻。他们不时进村抢掠，村民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有了这样好的群众基础，工作搞起来就比较顺当。
我白天教书，在讲授课文时，有意联系讲一些抗日的道理。而更大量的工作是在晚上，和爱国青年一起出板报、写传单、教唱抗日歌曲等;偶尔也个别串联，或开小型群众会;同时，布置楼樟荣利用走街串巷揽活干时，从篾工、村民和各界人士中，物色发现培养抗日积极分子，把“国难当头，人人有责”的思想，扎进老百姓的心坎里。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就顺理成章地建立了农会、妇救会、民兵、儿童团等。楼樟荣任农会会长，春兰姐是妇救会成员，楼光丰和许多小伙伴都参加了儿童团，白天担任站岗、放哨、查路条。
春兰姐真的把我当成弟弟了。当我忙得忘了吃饭，春兰姐便叫光丰来催;她见催不回，怕饭菜冷，就用棉包袱裹好，颠着那双走路难的“三寸金莲”亲自给送来，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好。我的衣服脏了，藏起来不让她洗;可她不但翻找出来洗干净，而且把破烂的地方，用大致颜色相同的补钉补好，针脚又细又结实，让我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正当我们将对鬼子有所动作时，敌人也听到了风声，嗅到了异味，他们如今进村抓人尽是扑空，抓鸡抢粮也不容易了。知道有抗日力量在附近活动，就加紧控制、搜索和盯梢。所以，我们也特别慎重，避免出任何纰漏。有时需要开重要的会，那就在老楼家住的茅屋里开。这间茅屋有前后门，开会前，事先在门厅作好布置和伪装。有时几个人在闲谈，有时又故意在耍钱。一天晚上我们开紧急会， 由春兰姐放哨，她坐在门口的一张小竹凳上，一边拿着鞋底在纳，一边侧耳听着门外的动静。夜深了。门外很静，平日沙沙的竹叶声此刻已被雪压住，只有嗖嗖的北风声。突然，门外传来了有人踏雪的声响。春兰姐机警地发出了突发事件的暗号。待来人拍门时，我们已经妥善地疏散了。又过了几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给孩子们上课。头天晚上下了一场雪，经风一吹，路面的冰凌像玻璃一般光滑。忽然，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跌跌撞撞地推开教室门，气吁吁地急喊:“子芳，快，有人要砍竹!”这是春兰姐。不到情况危急，她不会出现，更不会动用“要砍竹(要抓你)”这个早先定下的暗语。她使劲瞪着我，拧头示意我快走。我知道她是冒着生命危险前来通知我。于是，我用后脚跟一蹭，撑开了身边的门，一下就闪了出去，两三步就猫进了密匝匝的竹丛中了。抓我的敌人扑了个空。
那么，春兰姐呢?她见我安全脱险，灵机一动，马上接过教鞭，十分风趣地给孩子们讲起了故事哩!
吴副政委讲完了这段往事，又感慨地说:“这一别就是几十年啊!孩子们，没有春兰姐哪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