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大江南北》杂志社的同志来常熟向我祝贺百岁寿辰，我非常感激。当时我向他们说:打击日本侵略者需要有支枪，当年我是徒手杀死一个日本兵缴到一支三八枪的;离休以后，我需要精神食粮，即需要一本好书，《大江南北》就是我最爱读的一本书，祝这本杂志越办越好。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就谈谈当年是怎样从日本兵手中夺到那支抗战武器的，以作为对抗战胜利的纪念。
1906年，我出生在江阴月城桥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我母亲共生了8个孩子，5人夭折，3个幸存。我自幼没有名字，因排行第8，所以人们一直叫我朱阿八。参加革命以后，我才改名叫朱英。
我于1923年18岁时投靠亲戚来到上海，1937年离开那里。在这期间，我长期在日本纱厂当工人，为工会会员，多次参加罢工游行，还参加过工人纠察队。我与女工姚翠结婚，我们生有一个儿子。姚翠的老家在常熟梅李塘桥。在上海的经历，使我逐步懂得了革命道理，为我后来参加革命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日本鬼子占领上海以后，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们工厂^也关了门。失业以后，人人不得安生，大家东躲西藏，随时还会遭到杀身之祸，一些苏北籍的工友，纷纷逃回老家避难，我看看在上海再也待不下去了，就于1937年10月和姚翠、孩子一起，回到了常熟梅李塘桥姚翠家中，我便成了常熟的一个外来女婿。来到乡下以后，其实也并不安宁。11月13日，可恶的日军在常熟野猫口一带登陆，浒浦梅李很快驻了重兵。我家住在梅李塘桥西巷，地处梅塘边，常见日本鬼子于浒浦、常熟间来来往往寻衅滋事，众百姓不得不随时躲避。就在这个时候，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日本兵相遇，我徒手杀死了一个日本兵，还缴到了一支三八枪。
那是日本占领军重藤支队在野猫口登陆不久，他们正分头向福山、支塘劫掠，一路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为了躲避灾难，我逃到了森泉乡油麻泾尖嘴溇的一个朋友家中。有一天，我到河边散步忽听有人在叫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塘桥镇上茶馆店里的谢兴兴，他摇着一只小船，船上还站着一个荷枪实弹、虎视眈耽的日本兵。这一叫，真把我吓坏了，可躲避已来不及，只得与谢兴兴搭了话。
原来那个日本兵要找“花姑娘”他指手划脚令我上船，大概要我帮谢兴兴一起播船。我上船以后，心乱如麻，要想脱身，已不可能，想想要是听从日本人摆布，不但要加害自己的同胞，也许两人还都会送命，看看日本兵只有一个，如拼上一拼，倒可能两人都能脱险，便萌生了翻船杀鬼子的念头。
于是，我便与谢兴兴商量，好在日本人听不懂我们的话。我说，看来今天要想活命，必须见机行事，否则恶运难逃。经过简单的沟通以后，谢同意了我的意见，就把船往偏僻的河浜摇去，并在行进过程中与鬼子对话比划，骗他下到船舱，以便下手。因我在上海大成工厂期间，与日本工头打过交道，也学会了几句“洋泾浜”的东洋话，便大胆对日本兵边比划边说:“花姑娘交关交关地有，但你站在船上面，人家见了你都要扑落扑落地跑掉。”只听那日本兵说“那伍达”，我想可能是“那能”的意思，就立即指指船舱说:“你的躲在船舱里去。”
这一说，倒很管用，日本兵果真抱着枪下到了船舱。这时我对谢兴兴说，机会来了，看我眼色。待船摇到四面无人的陈家段的阔浜，我一示意，两人共同用力在船的一.边猛踩一脚，小船顿时倾翻，只见日本兵连人带枪，像倒畚箕似的倒了出去，落人河中。当然我俩也翻人河中，但很快又把船翻正，爬到了船上。这时，只见那个日本兵又从水底里冒出来，头部浮出水面，游过来抓住我们的船沿不放，哇啦哇啦直叫。落水的日本兵已失去了枪，我们的胆子就更大了，我便操起一块平机板，劈头盖脑地向他头上砸去，没几下，只见那个日本兵鲜血直冒，一松手，就又沉了下去，河面浮出了一摊血水，他再也没有冒出水来。等了一会，未见动静，估计他必死无疑，我俩非常高兴，可是我们的两颗心，仍跳个不停。把日本兵杀死以后，感到此事非同小可，如被发现，不但我们两人性命难保，而且当地百姓将遭灭顶之灾，附近村庄也有可能被烧光。经过两人商量，决定立即动手，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处理好现场。于是我俩立即悄悄进村，借了工具，下河打捞尸体枪支。捞来捞去，只捞到一支枪，尸体总是捞不到，只得摇船回家。回到家里以后，一夜未好好入睡，心想尸体在河里，总要浮起来，到那时，走漏风声，势必出大事。于是第二天一早，趁天还未亮，我就叫了谢兴兴再次下河。我俩用铁锚又捞了几个回合，终于捞到了日本兵的尸体，然后把日本兵身上的衣帽鞋子、两盒子弹全部剥了下来，将其光光的尸体埋在附近很少有人走动的河边。
把鬼子的尸体埋好以后，我俩便把缴获的枪支和衣帽等物寄存在就近一个哑巴家里。这件事由于做得机密，地方又相当隐蔽，所以后来一直未被人发现。以后，我拿着这支缴获来的三八枪投入烽火连天的抗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