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存在着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并存，在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下，形成一种“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毛泽东语)的关系，这是中国能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持久抗战的根本条件。而在敌后战场开展的全民性的、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则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的全面抗战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团结各阶级、各民族发动起来的。两党合作要求军事上相互配合。1937年8月，经过国共两党协商达成的共识是: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其后，两个战场的形成，正是这一分工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必然结果。
两个战场的并存，形成中国人民对日持久作战的有利战略形势。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初期起，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在正面战场上经历了多次大会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迷梦；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则以大无畏气概，向敌后进军，以至深入到敌人心脏地区，收复被敌人控制的大片失地，并在敌后迅速开展了人民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其地域之广、规模之大，在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两个战场各自相对独立地对日作战，形成对敌人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使日寇处于腹背受敌、顾此失彼的困境。
从我国抗战全局来看，两个战场是处于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战略关系。但在抗战的各个阶段中，它们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却又有着不同的发展和变化。从国民党方面看，它处于全国执政地位，占有军队数量及经济、资源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因而在战略防御阶段，成为抗击强敌的主力，其功不可低估。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其反共反人民立场并未改变，而且愈来愈转向依赖外援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错误路线，以致造成正面战场对敌作战中的消极被动以至严重挫折的状况。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在极其艰难条件下，经历各种残酷斗争的考验，建立起强大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穷潜力，到抗日战争后期，在发动战略反攻、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中，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责任。认识这一发展过程，才能正确认识中国抗战历史。
一、在战略防御阶段
从1937年“七七”事变起到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陷为止，这是中国人民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全民团结、抗击强敌的轰轰烈烈的时期。
日本军队从进占平津、华北开始，妄想依靠其绝对优势的武器和现代化军队，在三个月内击败中国。但其后经过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几次大会战，尽管日军不断增兵，从发动战争时的17个师团，到1938年增至34个师团，不到一年增加了一倍，却遭到中国军民更加顽强的抵抗。敌人虽占领我国大片土地，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却被彻底粉碎，被迫采取持久作战，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自拔。
从中国战场来说，当时中国军队在强敌面前的英勇反抗，受到世界人民的赞扬，也大大出乎日寇的意料，但在初期的作战指导上，也有过不少失误之处。主要是在强敌进攻面前不注意阵地防御与运动作战的结合，而是采取层层设防、硬拼消耗的消极防御战略，造成不必要的过多牺牲。蒋介石也曾承认在战略战术上采取守势，“往往只是消极防御，陷于被动”。但就在此时，由于广大将士的高昂爱国热情，加上战役指导上也不断作了改进，取得了几次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如台儿庄战役、山西忻口战役等。武汉大会战时，在长江两岸的大阻击，也取得歼灭敌人、阻敌前进的重要战果。
在此阶段，新建的八路军、新四军也以运动战、游击战形式，在几次大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平型关一战，歼灭日军精锐兵力千余，创造当时歼敌范例。而夜袭阳明堡机场焚毁日机24架，使日军在忻口进攻作战中一时丧失了空中运输的能力。而更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则是对敌后战场的开辟。从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在华北的八路军即以“向敌后进军”“到敌人后方去”为主要目标。此时，一方面是敌人向我大举进攻，侵占我大片土地，而另一方面则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独立自主，开展全民游击战争”的方针下，大踏步前进到敌占区，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进攻”，收复广大的农村地区，不仅解救了在敌人残酷屠杀下的千百万同胞，而且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投入抗日洪流。从1937年底到武汉大会战止，共产党军队在敌后的十多个月苦战中，不少地区已多次粉碎敌人万人以上的“扫荡”，经历大小战斗1600余次，毙、伤敌5.4万人。八路军从4万余人迅速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从万余人发展到2.5万人。这是新型的人民军队与敌占区广大人民自发抗日运动密切结合的重大胜利。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不仅在军事上打击敌人，而且又成为执行抗日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和当时已形成的敌占区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结合，更加广泛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并打击一批勾结敌人和骚扰人民的反动武装，这些都为开辟全民游击战争打下扎实基础。
二、在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9年到1943年上半年，这是时间最长，斗争特别艰苦而又复杂的时期。这一阶段，大致以1941年间，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界，又可划分为前期与后期。
相持阶段前期，从武汉失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约两年多时间。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主要标志是日寇在战略上出现的大变化。敌军攻占武汉、广州，占领我国大片土地之后，其兵力不足、兵力分散之弱点更为明显。1938年底，日本大本营的作战命令明确指出，“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区”。表明其战略进攻已发展到最高点，其作战重心也由正面进攻转为对其占领地区的巩固，这就由“速战速决”被迫向“大持久战略”转变，并大力扶植汪伪傀儡政府，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
在相持阶段前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还是比较积极的，几次重大战役，也有胜有负，表明中国军队仍保持相当的军事实力。此时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叛变投敌，而国民党当局在日寇加紧政治诱降以及国际上进行所谓“调停”的政治逆流中，仍然坚持了抗战的立场，这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此时日军正面战场上几次攻势，基本上是限于稳定现有阵地的对峙作战，敌占地区除向南有所扩展外，几年来无大变动。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上也只是应付性的防御，仅少数战役取得歼灭敌人的较大战果。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却从政治上到军事上，逐步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错误路线。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决议，随之制造多次反共摩擦事件，在1939年到1943年间的连续三次反共高潮，造成对抗日力量的严重破坏。特别是1941初的“皖南事变”，围攻在敌后作战立下不朽功勋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数千爱国将士伤亡，更是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
在1939年到1940年这两年中，日寇转向以巩固其占领区为作战重点，力图从点线扩展到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占领，调集兵力，反复进行“扫荡”“清乡”、“治安强化”等等。而敌后战场的人民武装，面临十分艰险的斗争环境，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对敌人反复争夺战斗中，迅速发展和壮大力量。1939年3月，周恩来曾在新四军军部的一次集会上，提出在敌后发展全民游击战争的三原则，“即那个地方空虚就向那个地方发展；那个地方危险，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就向那里发展”。这就是当年敌后游击战的总的发展趋势。在华北，从山地游击战发展到平原游击战，又从山西向河南、河北、山东前进。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全线的千里平原进行全面的破袭战，连续作战3个半月，歼灭日伪军三万多人，拔除敌人据点2900多个，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当年的苏联《红星报》也对此发表了专门的评论。在华中，则在长江南北的广大平原，包括水网地区以至深入到南京、上海周围，开展游击战争。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建立起十六个抗日根据地，包括9000多万人口。敌后全民游击战的全面展开，使日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遭到重大打击。
进入相持阶段后期，1941年底爆发太平洋战争，这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范围的反法西斯阵线已正式形成，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国战场单独进行对日作战的艰难局面，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在亚洲战场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1941年12月，日军在珍珠港对美军突然袭击，一时猖狂得势，到 1942年3月的几个月时间内，毙伤盟军30多万，占领东南亚广大地区以及西太平洋、南中国海的几乎全部美英空军基地。但从1943年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惨败撤退，盟军即扭转被动局面，转人愈来愈猛烈的战略反攻。这主要决定于美军本身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但中国战场长期的对日作战以及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几次重大战役，包括三次长沙战役，浙赣战役，鄂西、常德战役，都对盟国的太平洋作战起到直接的和重要的配合和支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整个反法西斯战场展开猛烈的进攻之后，中国正面战场反而放松了对当面日军的主动攻势，而更加转向依赖外援、保存实力和积极反共。在此期间，胡宗南的几十万部队长期驻扎在西北地区专门对付共产党，大大削弱了对日作战的力量。
此时的敌后战场，从1941年到1942年，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是敌后斗争最为困难的两年。敌人吸取前一时期的失败教训，采取了新的战略和更为残酷的手段，提出“总力战”，从单纯军事占领发展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攻势。在华北连续两年进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从一般“扫荡”转为重点“清乡”，对我根据地的进攻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又强迫大批居民转到指定区域，实际上是进入变相的集中营，这些居民原来的居住地就成为大片无人区，周围几十里断绝人烟。在敌占地区则推行保甲制，实行“连坐法”等，加强伪化统治。此时，敌后地区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一半，人口下降为5000万左右，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人数从50万下降到40万。而敌后战场军民在残酷斗争中，坚持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与广大民兵密切配合，内线坚持与外线攻势有机呼应，军政攻势齐头并进，采取“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攻，组织大量小型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地区活动，重点打击作恶多端的特工和情报人员，分化敌人阵营，除正规部队的机动作战外，又创造地雷战、地道战、破击战(大破公路，大破竹篱笆、铁丝网等)、麻雀战以及在敌占区合法的非法的各种形式群众斗争，真正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到1943年后，敌后各根据地在击败敌人一切进攻之后，从逐步恢复到新的更大的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又迅速扩大，并经过大生产运动和党的整风运动，各根据地进入了军、政、经、文的全面建设的新时期。
三、在战略反攻阶段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的局部反攻，到1944年展开全面进攻，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后经历两年时间，中国战场在自力更生基础上，以巨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加上有利的国际条件，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曾出现完全意想不到的危局。进入1944年之初，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声称“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已经到来。日军在中国境内不过6个军，我们有120个军，是以20个军对付日本一个军。我们想打它那一个点就可以打它那一点”。但就在他如此盲目乐观、大肆吹嘘后不久，日寇为作最后挣扎，调集50万兵力，在正面战场发动称为“一号作战”的猛烈进攻，前后包括豫西、长衡(湖南)及桂黔三大战役。从1944年的4月起到12月止，前后历时八个月，国民党以五倍于敌的兵力，却出现大撤退、大溃败的局面，丢掉河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五省的大片地区和100多座城市，6000多万同胞陷入敌寇铁蹄之下。正在当年各个反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之际，唯独中国大陆的正面战场却出现如此危局，国内外为之震惊，连蒋介石也惊呼:“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其原因决非偶然，正如当年周恩来所指出的，这正是蒋介石自己多年来坚持反共立场，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路线造成的必然后果。
日军经过“一号作战”，虽然在形式上达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预定目标，但仍未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由于它在其他战场上全线败退的情况下，集中庞大兵力，孤军深入，因此造成它在战争全局上的更大困境。1945年4月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实行“大收缩战略”，从华南撤往华中、华北，企图巩固其长江及沿海地区防御，梦想在盟军登陆形势下进行“决战”。此时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地区“跟踪反攻”，前进350多公里，收复广西全省，但并无重大战果。而蒋介石为保存实力，下令对一些重要城市不作强攻，预定对广州之进攻也因一再推迟，到快要进攻时，日寇已宣布投降，原定反攻计划也就成为纸上空谈。
这一阶段的敌后战场，则是在巨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基础上，全面展开战略进攻。1943年下半年，首先在华北部分地区开始局部反攻，到1944年，已形成为所有敌后地区在统一部署下的全民性的战略进攻。由于人民战争广泛性的特点，它并不呈现为几次大会战、大决战的形式，而是在长达二年多时间内的连续进攻，在性质上已与一般群众性游击战大为不同，而是逐步转变到以正规战为主的(包括运动战、攻坚战)与更广泛的全民性游击战密切结合的更高形式，其声势、规模与取得的重大战果，比之于大会战、大决战，决无逊色之处。
1944年起，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把一切守备薄弱的和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的目标后，敌后战场出现重大变化，即作战地区的重点已从根据地内部转向敌占区，这也标志着在整个战略上已从被动转为主动。此后中央更明确提出，要加强敌占大中城市与主要交通线地区的工作，“把城市工作提到和根据地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发动敌占地区人民展开合法与非法相配合的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当时，敌后战场已具备了实现战略转变的条件，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好多大战略地区已基本上连成一片，使长期处于敌人对我分制、封锁的局面转变为我对敌占大中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的“反包围”，为进一步解放大中城市，收复全部失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随着人民军队的迅速壮大，在作战形式上也从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转变到以解放大批城镇、歼灭大股敌人为主的运动战、攻坚战，而全民性的游击战，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在配合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中，形成更为广泛的群众性，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早就对此有过科学的预见，他明确提出，在抗日战争发展的三阶段中，首尾两段都以正规战争为主，辅以游击战争。所谓正规战争，指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包括运动战和阵地战。1944年以后，敌后战场出现的战略变化，与当年毛泽东的分析是完全符合的，表现为作战规模更大了，歼敌数量大为增加。1944年一年，作战2万次，歼灭敌伪军28万，攻克敌据点500多个，解放敌占区人民1200多万；1945年春夏季攻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攻克收复县城61座，扩大解放区24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一千万。这些辉煌战果，也有力地证明了， 在中国抗战进人反攻阶段之后，战场已经成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军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大军民，依靠自力更生的人民战争，在八年抗战中，共作战125165次，歼灭日伪军1714117人(内日军527422人)；在1945年时，抗击日军兵力758700人，占侵华日军总数的690%:玩击伪军955782人，占伪军总数95%。
但在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之后，蒋介石却下令要完全剥夺解放区军民接受敌伪投降的应有权利，安想从人民手中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作过这样的回忆:“蒋介石的权利只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蒋介石既利用敌伪，又依靠美国政府，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阴谋，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尤其在敌后战场，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荒唐命令，由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凡被解放区军队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在华北、华中，包括华南、东北在内，随即向一切拒绝缴械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从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起，一直延续到年底，共歼灭日伪军398700人，收复县级以上城市250多座。敌后军民进行捍卫人民胜利果实的伟大斗争，对于其后中国以至战后整个世界人民斗争的新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