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来就非常重视对干部、士兵的培训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的综合素质。新四军在建军伊始，就创办了培训学校，之后随着抗战发展的需要，先后创办了许多颇有影响和建树的学校。在全面抗战时期，学校名称或类型大体分为教导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和大学。
教导队。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即筹建教导队。教导队后又扩建为教导营、教导总队；1941年初又改称教导团，是军部直接领导培训军政干部的学校。教导队是新四军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从1938年1月兴办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停办，三年时间内共开办了五期，学制为三个月或六个月，培训总人数近5000人，对提高新四军基层官兵的军政素质和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营学校。新四军最早的随营学校由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创办。1938年9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成立，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0月，游击支队从竹沟出发东进，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豫东许多有志抗日的青年和学生，纷纷踊跃参加新四军，彭雪枫决定开办随营学校，加紧培养干部。1938年11月26日，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在河南省杞县傅集镇伊东花园宣告成立，彭雪枫兼任校长。随营学校的师生坚持“边打仗边办学”，在烽火连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战斗骨干和军政干部。1940年3月，支队随营学校改为“抗大第四分校”。新四军的支队、纵队一般都有随营学校。
抗大分校。193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次年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为了培养大批抗日军政干部，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于是，在全国先后建立了十二所抗大分校，其中新四军有六所分校，分别介绍如下：抗大第四分校。1940年3月由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改编，1941年1月隶属新四军第4师，后随师部在淮北洪泽湖畔发展，彭雪枫、张爱萍先后兼任校长。第四分校是新四军成立最早、历时最长的一所“抗大”分校，历时五年，共举办了七期，培养了近5000名军政干部。1945年3月，抗大四分校被命名为“雪枫军政大学”；1946年4月，又更名为“华中雪枫大学”。抗大第五分校。1940年11月成立于苏北盐城。陈毅、黄克诚、钟伟、谢祥军等先后兼任分校领导。1941年10月，该校校部改为“华中抗大总分校”，负责领导新四军各师的抗大分校和随营学校、教导队，陈毅兼任校长（军部移驻盱眙黄花塘后总分校停办）。11月，原抗大第五分校部分人员到新四军第3师筹建新的抗大第五分校，1942年底停办，1944年夏又恢复建制，1945年5月停办。在曲折的办学过程中，总分校培养了1000多名军政干部，第五分校培养了5000多名军政干部。抗大第八分校。1941年5月，由新四军第2师创办于安徽天长县，张云逸、罗炳辉、冯文华等先后兼任校长，至抗战胜利共举办四期，培养学员2500余人。抗大第九分校。1942年5月，由新四军第1师在南通启东县海复镇创建，粟裕兼任校长、政治委员。在近三年的办学时间里，共举办五期，先后为新四军第1师、第6师，以及苏中、苏南抗日根据地培养了3300多名军政人才。1944年初，以抗大第九分校为基础，新四军第1师和苏中行署还共同创办了“苏中公学”，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干部。1946年5月，该校并入华中雪枫大学。抗大第十分校。1942年3月，由新四军第5师在湖北孝昌县创办，李先念兼任校长、政治委员。由于新四军第5师及地方部队较为分散，因而学校编成四个教导团实行分散办学。第十分校历时三年半，先后举办五期，为新四军第5师和豫鄂边区培养4000多名军政干部。抗大皖江区第十分校。1945年5月，由新四军第7师在安徽无为县组建成立，谭希林兼任校长，曾希圣兼任政治委员。在办学仅半年多的时间里，为皖江地区的新四军和地方培养了近千名军政干部。新四军的六所抗大分校，办学长的达五年，短的不足一年，共培养军政人才及干部2万多人，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以及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创办或联合创办的三所大学。在抗战时期，新四军先后在苏北创办或参与创办了三所大学，即“江淮大学”、“雪枫军政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江淮大学。创办于1942年9月。当时，上海及苏南一些敌占区的很多师生向往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办学和学习，新四军军部与江苏省委决定联合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校址选在盱眙县新铺镇，第二期移至淮宝县仁和集（今淮安市洪泽区仁和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由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孙中山秘书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韦悫（qu）担任校长，陈毅、张云逸、谭震林、彭雪枫、邓子恢等领导都到江淮大学作过报告。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有120多人，时间跨度在两年左右，于1944年6月停办。雪枫军政大学。其前身是抗大第四分校。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第4师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中，师长彭雪枫不幸牺牲，为了纪念彭雪枫壮烈殉国，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于1944年10月12日作出将抗大第四分校命名为“雪枫军政大学”的决定，校长由第4师师长张爱萍兼任。1945年3月24日，雪枫军政大学正式成立，1946年4月，更名为“华中雪枫大学”，由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兼任校长。该校在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培养输送了2万多名师以下军政干部。华中建设大学。1944年，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为了适应解放区对各方面干部的需要，并准备为抗战胜利后培养各项建设人才，党中央指示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将华中党校改建为华中建设大学，要求“经过建大培养的干部要懂得党的政策和策略，以便把和平民主建设搞得更好”。华中局在新四军军部的协助下，在盱眙县新铺镇创办了“华中建设大学”，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校长，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任副校长。1945年春首届招生，共计400多人。至1948年春，在三年的时间里，作为华中解放区最高学府的华中建大，在战火纷飞、校址数迁和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办了四期，共培养学生5000余人。
此外，新四军创办的学校除上述三种类型之外，还有几所颇有规模和影响的学校。淮南半塔军政干部子弟学校。创办于1940年8月，是新四军第五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2师第5旅）和中共皖东区党委（后改为淮南区党委），为了培养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政基层干部和新四军淮南地区军政干部子弟而创办的一所军事化学校。1946年9月与华中建设大学附中、华中建设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天长中学、新安小学等学校合并，组成华中干部子弟学校，前后办学6年。华中医学院。1942年10月初，由新四军在淮南盱眙县大刘郢创办，沈其震任院长。它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最早的一所培养高中级卫生干部的医学院校，至1943年10月因日伪大“扫荡”停办。淮北卫校。1943年，由新四军在泗南祖姚庄创办，刘瑞龙兼任校长，学生有100多人，不久转移到洪泽湖东高良涧，坚持上课至1944年9月。
新四军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创办的学校，不但为抗战及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且对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抗战和解放战争胜利及新中国建立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创办的各类学校在抗战中，共招收和培养了3万多名学员；而解放战争中的华中雪枫大学，又招收和培养了2万多名学员。这些年轻的学员，经过在学校的培训和学习，思想政治素质、理论文化水平和军事技能等方面均有较大提升，充实到部队和地方，成为革命队伍中具有一定知识文化的骨干力量。比如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二期学员谢祥军，能征善战，抗战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教导总队第四期学员林维先，屡建战功，很快成长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还有很多学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部队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比如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三期学员忻元锡，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第四期学员梅嘉生、王直，解放后分别任海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政委等职。再如，江淮大学的学员钱正英和华中建设大学的学员邹家华、周克玉等，成长为党政军高级干部。
为我党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爱国知识分子和师资队伍。华中地区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新四军在办学过程中，团结凝聚了一大批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并打造了一支非常优秀的师资队伍。新四军建军之初，爱国进步的学者薛暮桥就任新四军军部教导队政治教官，不久任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江淮大学建立时，上海、苏州等地一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员纷至沓来，其中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自愿来校任教。华中建设大学创建后，各地先后来到华中建大任教的教授和专家学者近百人，其中著名的有薛暮桥、王叔明、阿英（钱杏邨）、孙冶方、范长江、刘季平、刘力行、孙克定、朱维基、刘汝醴、黄源、沙俊等。
为新中国一大批院校特别是军事院校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新四军在抗战时期创办的学校，随着当时的形势变化和发展，有的停办了，有的与相关院校合并了，但影响和作用还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批院校的建立和发展都与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华中建设大学随军转移到山东后，与在临沂的山东大学合并为华东大学。1951年3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在济南合校，仍命名为山东大学。抗大第四分校暨雪枫军政大学在解放战争中易名为华中雪枫大学，1949年7月与三野军政干校等合并，成立“华东军事政治大学”，1952年5月改为“总参高级步兵学校”，1986年6月更名为“陆军指挥学院”，1999年9月改称“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担负着全军指挥官中级培训和研究生培养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部队要向正规化、现代化进军，因此步校、炮校、航校、海校、军医大等军事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需要一大批有专业文化、有兴办军校经验的同志去任领导、当教员，因此，曾在新四军创办的学校尤其是在三所大学中的很多领导和教职员工，被安排到各种军事院校工作，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和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继续发挥着他们的专长。
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新四军曾创办的学校及广大师生，在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四军创办的学校任过职、教过学的人员中，后来很多人担任了教育战线上的各级领导。如华中建设大学的教授刘季平，是新中国第四任教育部长；江淮大学校长韦悫，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彭康，1952年11月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翌年兼任党委书记，后又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担任过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的夏征农，1978年7月出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担任过华中建设大学教务处主任的孙叔平，后来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哲学系主任。至于出自新四军创办的学校师生中，后来担任一些省、市、县教育部门及一些院校负责人的，更是比比皆是。这些同志赓续优良传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新四军创办的学校里走出了不少高端人才，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曾在新四军教导队和华中建大都任过教的薛暮桥，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华东建大的孙冶方教授，著有 《社会主义经济论》 等多部著作，1985年国家设立“孙冶方经济学奖”，是迄今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在江淮大学、华中建设大学都执过教的范长江，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等职务，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在新四军创办的学校出来的师生，涌现了一批后来在各行各业各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和强国伟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新四军在抗战时期创办的学校，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途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革命战争年代取得的胜利，和平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都有他们的一份奉献和功绩。曾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的李先念在 《我们的大学》 一文中，盛赞抗大第十分校：“它是鄂豫边区英雄儿女的‘萃英堂’，新中国的‘育才院’。”新四军创办学校的作用和功绩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