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孩子放学的路上，我买了半斤“爆米花”。这种用大米炸出来的“米花”，现在看来普普通通，却是我们“80后”儿时难得的“美食”之一，当年只有在快过年时才能吃到。
炸“爆米花”的师傅往往皮肤黝黑，拉着一架二轮的手拉车，到了村头，会挑上一块人多热闹的、平整的空地，然后将机器、炉子等卸下来，往炉子里添些柴片或木炭，生火烧旺，再摆好小板凳和麻袋，就算把临时的“爆米花”加工场搭成了。剩下的，他只须扯开嗓子，拖着长长的尾音喊道：“炸爆米花喔——炸爆米花喔——喷喷香的爆米花——”吆喝声一阵紧似一阵，将人们从村头巷尾、墙角旮旯处召唤过来。事实上无须多喊，接下来“爆米花机”间或发出的爆破声，还有充斥在空气中浓郁的香甜味，自会将那些嘴馋的孩子们里一圈外一圈牢牢地吸附在摊子周围。
较常见的情景是，大人们一手端着装满米的瓷碗，一手拎着空布袋或纤维袋，后面紧跟着欢呼雀跃的小毛孩。到了师傅跟前，付好加工费，人们便按照次序，将碗、袋放到地上，等着被“叫号”。
接了几个“订单”后，炸“爆米花”的师傅就正式开工了。先将形似炸弹的老式“爆米花机”的顶盖打开，倒入待加工的大米或玉米，再用黢黑的双手撮一点糖精放进去，扣上顶盖，用工具拧紧了，然后把机器小心地架到火炉上，慢慢地摇动起来。这“爆米花机”两端都有长的铁柄，而炉子前后各有一个带凹槽的铁架子，既能托住机体，又方便转动。在机器尾端有一个带手柄的小“方向盘”，盘子中间有个压力表，方便查看腔体内的压力值。师傅一边摇着手柄转动机体，使米受热均匀，一边时不时地瞅下压力表，待机体内的压力值达到某个点时（据说大米只需4个气压值，而玉米则要7-8个气压值），就可以“放炮”了。这个环节，是让孩子们又怕又期待的：怕是因为“放炮”时会产生震耳欲聋的爆破声，年少的我甚至于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害怕那个圆鼓鼓的机体会像“地雷”一般炸裂开来；期待则是直白地写在脸上的，毕竟“美味”当前，谁能不心动呢？
实际上，“放炮”也就是一眨眼的事儿——师傅带着手套将“爆米花”机拎起来，平放在地上，头部套上大而厚重的麻布袋，扳动开盖的手柄。“嘣”的一声，巨大的声浪过后，滚烫、喷香的“爆米花”就全部喷射到了麻袋里面。师傅再麻利地将大袋里的“爆米花”成品倒入各人自带的小布袋或纤维袋中，一笔“交易”就算完成了。
刚炸好的“爆米花”喷香、酥脆，入口即化。我们都是用双手捧起来，大口大口地嚼着吃。吃的同时，还不忘给那些没炸上“爆米花”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些。自个儿的衣兜和裤兜里，也是要装满的。
腊月里，过年前，我们这边还有用“爆米花”加糖和芝麻、花生仁等，翻炒、搅拌至粘稠状，再掴到桌上的四方格子里，填平压紧，待稍稍定型，撤去格子，切成长条形的小块，冷却后，“米花糖”就做好了。这种南方的名小吃“米花糖”将“爆米花”香甜、酥脆的口感和特点，又放大了很多倍，让人一吃上就停不下来了。
如今，那些无忧的岁月，连同“爆米花”机的爆破声早已消逝了。我也人到中年，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但对于儿时“爆米花”之类的零食的记忆，却如基因一般难以磨灭与忘记。要是在街头看到卖“爆米花”的，我还是会忍不住去买些来尝尝，不为别的，只为回味那份儿时特有的甜蜜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