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曾在军队服役多年的儿子回来看望我们。父子俩闲坐聊天，儿子说起一件往事。
四十多年前，儿子在团政治处工作时到三连蹲点，认识了一个姓耿的战士。这个战士军事技术过硬，战术素养也好，对练兵打仗都有些见解，但是当了八年兵，才当上班长。原因只有一个，他的祖父是耿蕴斋。
耿蕴斋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很少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的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耿蕴斋一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一
1940年8月，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后，抓紧整编部队，准备应对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在这种形势下，12月12日，时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耿蕴斋、第六旅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第六旅副旅长兼第十八团团长吴信容，裹胁所部近2000人，携长短枪1000余支、轻重机枪25挺，投靠了国民党军。叛军很快调转枪口，参加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行动，使得永城、萧县、砀山、夏邑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遭到严重破坏；还影响到1941年春国民党军对豫皖苏边区大举进攻时，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称的新四军第四师腹背受敌，战斗失利，不得不撤离豫皖苏边区。耿蕴斋等人的叛变，发生在河南省永城县和江苏省萧县（今属安徽省）交界地区，史称“永萧事变”，又称“耿刘吴事变”。
这笔账，当然是要记着的。我说，耿蕴斋的孙子，能当兵就是宽容了。
儿子说，这个耿蕴斋的孙子，后来还是当了干部。那时的营长李和平，对他很赏识。李和平是军长李德生的长子，师团领导他都熟悉。他一再建议要让耿某提干，为部队留住人才。后来耿某当了排长，不久又调军教导大队当教员。在军事教学的岗位上，耿某有了充分发挥特长的机会，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进步很快，再后来当了陆军指挥学院的教授，还被授了少将
军衔。
我们对此又作了一些议论，认为耿蕴斋的孙子能当人民军队的将军，当然是因为他努力上进，各方面表现都好，更重要的是我们党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在用人政策上重在本人表现，不因为耿蕴斋的叛变株连他的孙子。
儿子补充说，还有一个原因，是耿蕴斋的复杂性。这个人的一生，很难用“叛徒”简单定论。
这个话题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搜寻关于永萧事变和耿蕴斋的资料，对耿蕴斋有了更多的
了解。
二
耿蕴斋1897年生于萧县农村，1927年春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耿蕴斋回到家乡，先后在萧县师范、沛县师范任教，1930年脱离共产党。1935年他当上萧县袁圩区的区长。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耿蕴斋与中共萧铜工委建立了联系。1938年5月萧县沦陷，耿蕴斋组织了一支几十人的抗日游击武装，编入萧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十六大队，任大队长。这年12月，这支部队编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序列，耿蕴斋任湖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总队长。1939年5月，第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七大队，7月又改称第三大队，都由耿蕴斋任大队长。12月，以萧县的四个营和一个警卫连组建由新四军第六支队领导的萧县抗敌总队，耿蕴斋任总队长。
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的措施之一，是成立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由耿蕴斋任司令员，领导边区各县的地方武装。同时，抽调萧县抗敌总队和原第三总队各一部组建特务团，执行进军淮上的任务。耿蕴斋认为，这样调动是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夺了他的兵权，心存不满，于11月擅自带了警卫连回到家乡萧县，和吴信容部在一起活动。
吴信容也是萧县人，原是萧县一个区的联保主任。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后来和耿蕴斋的抗日游击队合编。耿蕴斋任湖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总队长时，吴信容是第二总队的大队长。耿蕴斋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七大队大队长时，吴信容是第七大队的营长。1939年7月，吴信容任萧（县）宿（县）永（城）游击支队支队长。同年12月，这支武装编入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总队，吴信容任总队长。1940年6月，第三总队遭日军袭击受到较大损失，缩编为一个团，吴信容任团长。8月这个团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第十八团，吴信容任第六旅副旅长。10月，第六旅旅长谭友林赴延安学习，吴信容认为应该由他升任旅长，不料上级决定由第十八团团长饶子健代理旅长，吴信容兼任第十八团团长。吴信容对此十分不满，带着团直属队和第一营到家乡萧县活动。他和耿蕴斋既是同乡，又曾共事，此时同样因对职务安排不满，关系更加密切。
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获悉耿蕴斋和吴信容在萧县擅自活动，派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去调查。周季方去后只见到吴信容，耿蕴斋对周避而不见。后来，上级又派萧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王静敏去做疏导工作，也没有成效。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根据这个情况，决定派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去规劝耿蕴斋回保安司令部，吴信容返回原来驻地；如果他们不听规劝，就由第十七团将他们拿办。
把这个任务交给刘子仁，当年可能是因为他的部队驻在永城县东北，与萧县靠近。回头来看，是大意了。
且看刘子仁的经历。早在1922年他就参加西北军，十多年里从士兵当到旅长，后来回到家乡永城县任保安总队副总队长。1938年11月，刘子仁参加永城县长鲁雨亭组织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1939年8月集体参加新四军，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鲁雨亭任总队长，刘子仁任副总队长。1940年4月1日，鲁雨亭与日伪军作战牺牲，刘子仁接任总队长。不久，第一总队也因战斗中减员较多而缩编为一个团，刘子仁任团长。刘子仁原来就和耿、吴熟悉，来往频繁，又因改任团长同样有不满情绪。他接到边区党政军委员会的命令，当面表示坚决执行，转身就密告耿、吴，并于12月9日与耿、吴在自己家密谋了一天一夜，决定率部投靠国民党军。
12月11日深夜，刘子仁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布置逮捕外来干部和共产党员。同时，吴信容也在第十八团作了叛变的布置。12月12日凌晨4时，刘子仁和吴信容分别在各自驻地实施大逮捕。刘子仁以开会为名，将排以上党员干部六十余名全部逮捕关押。吴信容也逮捕了第十八团的十余名党员干部。被扣押的干部在第十七团政治委员蔡永的组织指挥下，夺取哨兵的枪支，奋勇突围，离开叛军驻地。去做疏导工作的王静敏之前也被扣押，此时参与了突围的组织指挥。在突围战斗中，蔡永和团参谋长冯胜负伤，副团长周大灿、团政治处主任糜云辉、营长陈迎荣等牺牲。
梳理永萧事变的经过，给我的印象是，耿蕴斋参加叛乱，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起因只是计较个人得失。当然他这个得失非同寻常，事关兵权。在旧军队，长官往往将部队看作私有，是他们升官发财争地盘的本钱。耿蕴斋沾染了这种军阀习气，就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宗旨格格不入，难免分道扬镳。
三
永萧事变又称耿刘吴事变。把耿排在前面，只是因为三人中他职务最高，并不说明他是这次叛变的首恶。一天一夜的密谋是在刘子仁家里举行的，显然是刘子仁召集。被裹胁参加叛变的近两千人，主要是刘子仁和吴信容那两个团的。耿蕴斋只带走了一个警卫连。逮捕共产党员干部，也是刘子仁和吴信容分别布置。
在永萧事变中领导突围的蔡永，后来曾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参与组织指挥的王静敏，后来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这两位开国将军我都相识，并请他们谈过永萧事变的经历。蔡永说他主要是和刘子仁面对面抗争，那天凌晨闯进他居室夺走他佩枪的，是刘子仁的亲信、第十七团特务连连长朱世华带领的一伙人。他在回忆中没有提到耿蕴斋。王静敏也说，当年他去做疏导工作，主要是和刘子仁、吴信容周旋，没有见到耿蕴斋。
蔡永还讲到一个情节，值得记一笔。蔡永说他在夺枪突围时腿部负伤，不能行走，是王静敏背着他一路奔跑，脱离叛军的驻区。王静敏是参加过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大学生。我见到的王静敏，始终是文质彬彬的形象，没想到在危急时刻，能有这样的壮举。
1941年3月，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召见耿蕴斋和刘子仁，给了他们苏鲁豫皖边区游击第一纵队的番号，耿蕴斋为少将司令，刘子仁为少将副司令兼第二支队支队长，吴信容为第三支队支队长。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汤恩伯部向西溃逃。刘子仁投降日军，当了伪军张岚峰部的师长。耿蕴斋没有当伪军，守住了中国人的底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耿蕴斋在叛变前夕，把他的子女送到了延安。有人说，这反映了耿蕴斋两边下注的投机本性。我想，也有另一种可能。耿蕴斋早年加入共产党，对党有一定了解；后来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历时两年，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所作所为耳闻目睹，应该又有感悟。他虽然叛变，仍然认为共产党才有光明前途，因而将子女的未来托付共产党。
1949年，耿蕴斋任国民党苏北游击副总指挥时参加起义；1950年因历史罪行被逮捕；1951年因是起义人员获释，让他回家乡萧县养老；1956年因病逝世。
耿蕴斋的一生确实复杂。他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做好事时还计较个人得失，想着拥兵自重，不如意就消极怠工。做坏事时又留有余地，而且不让子女同流合污，最后迷途知返。其实耿蕴斋并非孤例，人心常见复杂，并不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所以，我们敬佩那些纯粹的人，那些不忘初心、信仰坚定、严于自律的人。
四
最后说说刘子仁和吴信容的结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刘子仁摇身一变，又成了河南省保安旅旅长。1949年12月，在新中国已经成立的形势下他参加起义。1951年3月，他因历史罪行由河南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0年10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认定刘子仁作为起义人员可不追究历史罪责，宣布撤销1951年的判决。
吴信容1942年病死，由他的弟弟吴信元接任第三支队支队长。1944年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收复豫皖苏边区时，吴信元率第三支队1700余人起义，编入了第四师第十二旅，被任命为副旅长。这个第十二旅即当年的第六旅，旅长仍是饶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