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下党和人民积极支援新四军概况
（接上期）
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支援
随着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根据地党的建设也逐步开展起来，尤其是在中共华中局成立后，新四军由开辟华中转到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阶段。华中抗日根据地8个战略区的建设全面开展，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利用大城市的优势在配合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方面，也努力进行支援。以下列举支援工作的几个主要方面。
对根据地印刷印钞事业的支援。根据党中央要重视印刷工作的指示和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的要求，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筹建印刷厂的过程中，都希望能得到上海的支援。上海地下党在以往帮助皖南军部建立军部印刷厂和苏南水上印刷厂的基础上，又在江淮印刷厂、江淮日报印刷厂、大众书店印刷厂、苏南报印刷厂、浙东纵队政治部印刷厂、淮南印刷厂、苏中报印刷厂的建设中，输送了大量印刷技术人员和各种印刷机、铅字、油墨、纸张等印刷器材，使根据地能顺利出版《大众报》《拂晓报》《苏南报》《战斗报》等报纸以及各种图书和刊物。
华中各根据地为了排斥伪币、保护物资、活跃金融，以及扶植生产和繁荣经济，都先后建立起自己的银行和发行货币（抗币和华中币）。他们都派人到上海物色印钞方面的专业人才和采购各种印钞
设备。
上海地下党不但为江淮印钞厂、淮南印钞厂、淮北印钞厂、盐阜印钞厂、大江印钞厂、江南印钞厂、浙东银行印钞厂、华中印钞厂等输送了一批技术人员，而且帮助采购了印钞设备和纸张等材料输送到各根据地。
据皖江地区财政处处长兼大江银行行长叶进明回忆，1943年，皖江区党委指示叶进明迅速建立大江银行，发行抗币，而要扩大印钞能力，只有从上海找出路。叶进明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动员65名印钞工人和家属以及几十台（件）设备很快运送到了根据地。特别是上海地下党员盛慕莱，请了技术人员过雪川到皖江。当过雪川看到根据地用的代纸币，有的就是在“老刀牌”“大英牌”香烟壳子的背面，写上几十元、几百元，盖上“叶进明”的名章就在市场上流通时，深感印钞任务之紧迫。他回上海后就设法制造钞票铜版，又招聘了11道工种的技术工人，购买了有关器材。不到一个月时间，皖江根据地创办的“大江银行”就印出了五元、一元、五角、二角和一角等大江币，约100万元之多，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的金融阵地。过雪川由于建厂有功，担任了大江银行印刷厂厂长。
上海地下党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印刷印钞方面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有300余人，据老同志回忆，根据地印刷印钞人员大部分是从上海去的。曹达在谈到印刷工作时，回忆起1944年筹建淮南卷烟厂，是他到上海购买敷料、卷烟纸，并设法找关系设计“飞马牌”烟壳的图案，印刷成品后运回淮南，使根据地顺利生产出“飞马牌”香烟。
对根据地医药卫生事业的支持。早在皖南新四军军医处组建时，就有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郑乃光、章央芬、戎和卿等一批医生，在军医处处长沈其震领导下，一起建设了皖南新四军后方医院。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参观了皖南新四军后方医院后，赞扬医院不但管理得好，还给当地老百姓看病。上海人民对各游击区建立后方医院都进行了支援。据庞露回忆，她爱人张贤是上海同仁医院医生，1939年1月在上海地下党员李建模的动员下，变卖了家里的首饰，买了一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到常熟游击区，先后担任“民抗”医院的院长和“江抗”后方医院的医务主任。同年，又从上海等地来了几批医生和护士，使“江抗”后方医院医护人员发展到30余人。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不但在盐城建设了新四军卫生部，而且各师、旅也都建立和健全了卫生部、后方医院、休养所、医疗队等卫生机构。上海地下党多次动员组织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宝隆、仁济、同仁、广仁、宏强、仁德等医院，以及华美、华洋等药房的医药人员100多人去根据地工作。左英（共产党员）原是上海仁济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毕业，任护士长。她1939年参加了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卫生部保健科长，在医生和任教的岗位上工作出色，被评为模范医生，并被选为华中医务界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
上海地下党和人民不仅对新四军根据地的后方医院支援了一批批医务人员，而且在药品和医疗器材方面的支援也是很多的。据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和材料科科长吴之理的回忆：在筹建后方医院过程中，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缺乏是非常严重的。上海地下党除组织过两次慰问团送去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材外，还曾以“药联”名义在医药界开展“征药救难”活动，其中有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送给了新四军。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也多次做出了有力的支援。
1938年10月，沈其震和吴之理到上海，除了通过上海的国际红十字会搞到一些药品外，还依靠上海地下党帮助采购，为皖南后方医院筹集十几箱药品和医疗器材。1940年，上海地下党通过万国药店，为苏南东路地区后方医院购买了6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共装了139箱运往苏南，使苏南后方医院的医疗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特别是在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军部派出供给部部长叶进明等到上海，在上海地下党帮助下，采购到了100万元的药品及其他物资，并安全地运到盐城军部。
1941年12月，陈毅又派上海籍干部冯少白来上海，通过其姑父邵式军（上海汪伪税务署署长，是我党统战对象）获得捐款数万元，在上海地下党协助下，设法采购到了10大箱药品和医疗器械，由张渭清护送到新四军军部。据吴之理回忆，他在1942年到上海，在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采购到5万元药品。还有张启龙（参军前在上海华洋药房工作过）回忆，他通过华洋药房采购到近20万元的药品，送到了根据地。
对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援。新四军陈毅军长、刘少奇政委等领导人对根据地文化建设十分重视。新四军部队和根据地干部需要大量学习书籍，通过上海地下交通员蒋国樑、蒋建忠、刘燕如等，在上海购买《时论丛刊》《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联共（布）党史》《真理报》等书报，送到苏南、苏北、淮南等根据地。
新知书店是上海地下党创办的，书店负责人徐雪寒按照党布置的任务，派蒋建忠把新知书店的书籍陆续运到苏北根据地。江苏省委又决定上海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联合去苏北盐城设立大众书店（以后改称韬奋书店），由王益为经理、汤季宏负责秘密运送书籍，并自己印刷出版书刊，经售毛泽东著作等大量政治读物及茅盾、巴金等所著的进步小说。
刘少奇提出华中根据地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要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他要求上海地下党协助筹办江淮大学。江苏省委十分重视这一工作，由文委主任梅益负责和上海文教界上层联络，邀请曾在中央、复旦、大夏、光华等大学任教授的韦悫（què）去江淮大学担任校长，梅益担任党委书记；又动员复旦、之江、交大、大夏等大学的张宗麟、何封、李仲融、孙绳曾、陈瑞炳、姜长英、王书伦、冯邦彦、李洪钟等二三十位教授、助教和职工去任教和工作；还动员以之江大学为主的大同、大夏、沪江、复旦、东吴等大学和苏州工专的学生，以及中学毕业生共120多人，奔向江淮大学读书。当时在上海的南通学院，由代院长郑瑜带领一批教授和60余名学生也相继到达根据地。江淮大学于1942年9月正式开学，校址在江淮洪泽湖畔的淮宝县仁和集，设有教育、土木工程两个系和普通科等，到1943年春办了两期。后因日寇将进行“大扫荡”，华中局决定上海籍师生返回上海暂时隐蔽埋伏。1943年10月，形势稳定之后，江淮大学再次隆重举行开学典礼，直到1944年6月停办。学生毕业后除一部分回原大学担任学生运动领导工作，大部分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以及二师、四师等所属单位工作，在宣传、组织、新闻、教育、卫生、民运等战线上发挥
才干。
另外，华中抗日根据地办的抗大五分校、华中鲁迅艺术学院，以及建设大学的一部分教师和学生也是从上海送去的。
为了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艺术家、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去根据地工作，其中有阿英、贺绿汀、戴平方、许幸之、胡考、洪藏、叶玲、张锐、王啸平、石言等一批骨干。他们的创作和演出深得战士和群众的赞扬。苏中根据地青年剧团的演员绝大多数也是来自上海的女学生。1941年8月，在陈毅提议下，还成立了文化村，研究抗日文化，由从上海去的文化人扬帆担任文化村主持人，阿英等一批文艺骨干都参加了文化村活动，对提高根据地的文化建设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对根据地军工生产建设的支援。新四军各师的军工生产几乎都是白手起家，很多设备、材料和技术人才都需要上海支援。1943年，一师为了加强反“清乡”斗争，要兵工厂制造500门迫击炮等武器，粟裕师长派张渭清、吴明义、郭熙炜和方国风到上海，采购各类机床、无缝钢管、化工五金、电讯器材等军工物料。二师淮南兵工厂需要一批制造迫击炮筒的无缝钢管、柴油发电机等材料，派负责地下交通工作的刘燕如到上海进行采购和运输。1944年，三师兵工厂所需军工生产的设备和材料由杨敬庭到上海采购。七师在筹建军工部和兵工厂时，派叶进明、吴思孟（军工部副部长）去上海采购必需的军用物资，以后又派吴锦章到上海采购军用化工产品等材料。其他各师也都派人到上海采购军工生产物资。当时军工物资运输情况十分艰难复杂，因这类物资都是日伪绝对禁运的。除了靠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建立的海上秘密交通线外，还有一师吴福海领导的海防团和浙东海防大队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也起了很大作用，有时还要通过统战关系巧妙地利用敌伪矛盾进行运输。电影《51号兵站》通过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艰难、曲折、惊险的斗争情节。
上海地下党在帮助新四军军工生产建设方面，除了支援军用物资外，还输送了一批军工生产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据吴明义、方国风回忆，1944年由他们护送近百名军工技术人员、汽车司机和其他人员抵达苏浙军区，包括上海地下党输送的工程师、同济大学毕业生程俊兄妹两人。
新四军与上海相互支援，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成功典范。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对新四军的组建、发展、壮大，以及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自始至终都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上海成为支持新四军抗日的一个重要基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又是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依托和靠山，新四军的抗日业绩不但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抗日的斗志，而且上海地下党的干部和党员以及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斗争都受到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保护、培养和指导。如1942年，为了江苏省委一批领导干部的安全，中央命令他们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江苏省委领导机构改为中共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刘晓任部长），江苏省委有200多名干部去淮南根据地参加整风学习。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一旦发现暴露了，就会去根据地得到保护。这样使城市地下工作有了回旋的余地，有了可靠的后方依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