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天，苏中平原暑气蒸腾。台北县（今大丰区）白驹集镇向北五里，范公堤东侧的五里墩，一片半枯的玉米地在烈日下泛着暗绿。玉米地尽头瓜棚低垂，满地成熟的西瓜在太阳下泛着青白的光。
一天午后，白驹民兵大队长陈富良组织十几名民兵正在训练。3点左右，放哨员杨增山突然跑来报告：“公路上有日军军车！”
一辆罩着淡黄帆布的日军卡车自南而北缓缓驶来，车厢里站着十余个日伪军。汽车在五里墩东首停下，显然，西瓜田里的甜香牵住了这群侵略者的脚步。最先跳下车的是两个伪军，摘掉军帽，挑了西瓜往怀里抱；随后是几个日本兵，一边吆喝着，一边把抢来的西瓜往车上送。敌司机也跳下车，挽起袖子，加入这场肆无忌惮的掠夺。
堤下，串场河静静流淌，偶尔有鱼跃声打破闷热。陈富良伏在堤坡后，目光如鹰。十几名民兵、十来杆步枪、两枚手榴弹，如果与敌人硬拼必然吃亏，可敌人此刻松散，又远离汽车，良机不可错过。
“杨春华，你们四个人抬斡子（四周是竹竿、中间是网的渔具），引诱敌人！”
“刘文亮，你上树，用手势作指挥！”
“杨增山，你伏船上，准备接应！”
“李圣彩，你把握好机会拆汽车电瓶！”
“其余人，玉米地、树荫下分散埋伏，准备战斗！”
陈富良经过短暂思索，果断下达了作战命令。
只见杨春华等四人抬着空斡子，哼着小曲，沿堤坡缓缓走向河边，和寻常渔夫没什么区别。日伪军抬头望了一眼，又低头啃西瓜。刘文亮赤足攀上老槐树，枝叶间露出半张脸，发出了“目标分散，可动手”的手势。杨增山则蹲在河汊口的小木船上，橹绳松垂，随时准备接应李圣彩。而李圣彩一个猫腰钻进汽车底盘，手指摸到电瓶箱铜线，轻轻一剪，二三十斤重的电瓶被麻袋一卷，挟在腋下，几个箭步滑下堤坡，跃上杨增山的木船。
船刚离岸，串场河自南方向马达声突突而至，一艘日军汽艇破浪而来，艇首瞭望的一名日军举着望远镜。
陈富良抬手一枪，“叭”！一个日军踉跄倒了下去。刘文亮拉弦、扬手，手榴弹在汽艇舷侧炸起水柱。艇上日军哇哇乱叫，以为遇上了正规军，加速逃往刘庄方向。
枪声就是信号。玉米地里，十几名民兵一跃而起，步枪、鸟铳、手榴弹同时怒吼，压制住西瓜田里的敌人。敌人一个个吓得趴在田里不敢动弹。与此同时，抬斡子的四名民兵旋风般冲上汽车，有人扛子弹，有人拿枪支，翻身跳下公路，隐入堤东柳荫。
日军没了电瓶，汽车再也发动不了；失去了枪支弹药，又怕玉米地里再飞出手榴弹，只得十几人合力推车，一步一喘地向北面的刘庄挪去。
暮色四合，五里墩重归寂静。陈富良清点战果：步枪七支、机枪一挺、子弹几百发；敌损一人，而我方无一伤亡。
次年春，苏中军区召开英模大会，授予白驹民兵大队“机动灵活、克敌制胜”锦旗一面。陈富良在发言中淡淡一句：“日寇知道西瓜甜，自然也怕枪子儿。他们吓得趴在西瓜田里，哪里还顾到汽车上枪支弹药？”台下掌声雷动。此后，日伪军路过五里墩，皆缩颈疾行；当地百姓悄悄传诵：“西瓜田里枪响，鬼子推车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