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和邓稼先的高尚灵魂

　　我的老同事、好友马望野同志写了一本名为《拾之八九》的书，让我看看并要我给他的著作写点什么，我是义不容辞的。
　　读老马的书，使我由衷感动的是，他十分尊重历史，崇敬英雄。《拾之八九》50多万字，老马开篇之初特着力的那一编，就是从20多种报刊上收集了关于钱学森的各方面的事迹，和对这位“导弹之王”的颂扬、怀念的华章l 3万多字。这一编都是2009年末，也就是钱学森去世以后的文字，他却把后来的文字放在书的最前面，意在表示他对钱学森的崇敬和爱戴，同时他也想借此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慨！在这些经过他筛选、浓缩的文字中，即使从来不了解钱学森的人，也可以了解钱学森的“十之八九”。从这些文字中，人们可以看到钱学森的高风亮节，可以看到他怎样带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出国留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也能看到他为了回国效力，在号称“最民主”的国家——美国，所受到的屈辱、折磨和迫害。钱学森经过这样的曲折、磨难，更爱新中国，更热爱毛泽东，因为他看到世界上，只有毛泽东有胆量，敢于和美帝国主义抗衡，有智慧打败美帝国主义！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卑鄙的灵魂是不会信任伟大的人物的！”钱学森对毛泽东的热爱证明他的灵魂是高尚的纯洁的。所以，他一回到祖国，就满腔热情，立即投入工作，他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把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他心爱的祖国。请看下面的时间表：
　　钱学森1955年9月回到祖国，11月就去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陈赓院长陪同他参观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简陋而又原始的固体燃料火箭装置时，陈赓问钱学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在晚宴上，钱学森说：“短短3年，就建成这样一所恢宏而先进的大学，开设了如此众多的尖端专业，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迹。”1956年2月8日，也就是钱学森回国4个月的时候，他就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摆在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周总理看完以后作了批示，接着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邀请十位元帅开会讨论，十位元帅一致表态：坚决同意搞导弹。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灭掉烟头，狠狠地说了一个字：“搞！”紧接着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钱学森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工业委员会，任命钱学森为委员。这年的10月8日，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l960年8月，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仅仅半个月后，中国就用苏联专家认为不合格的中国原料，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导弹。4年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
　　l964年10月15日，毛泽东破例举办了一次庆功宴。宴会前，毛泽东在审阅名单时亲笔把在另桌上的钱学森的名字，勾到自己桌上，并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宴会开始，毛泽东风趣地向到会的人介绍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
　　毛泽东这样亲切地对待钱学森，使他更加热爱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他说：“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钱学森从回国那天起，就激情澎湃，他不仅想当前的事，而且想得很远。他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航空工业，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提出：“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并在他的带领下启动了“曙光号”工程，展开了方案论证和工程研制。为此，他努力培养航天事业的后续人才，不辞劳苦，到处讲课，为我国以后航天工业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人才基础。曾是钱学森研究所第二届学生的肖林奎说：“钱学森上课声音洪亮，逻辑清晰……理论功底深厚，直到现在，我国的航天工作也没有超过他当年讲课时所描述的框架。”
　　老马列举了以上的事实以后，他点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工程，是当年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一批像钱学森、邓稼先等那样的科学家努力打下的基础。以后的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取得的，他形象地说：盖楼“构筑了坚实的牢固的地基”“才能够修建第二层”。这正像寓言故事中所说的那样：不建第一、二层就想住“三重屋”，是不可能的。
　　老马在《拾之八九》中列举了很多例子，来批判那些丧心病狂的捞钱者。关于钱的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精辟的分析。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国家的有识之士早就总结了经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道”的钱财是不能取的。更有一些英雄模范人物，就是有“道”之财，但是为了大义也不取。突出的例子是宋朝名将岳飞，由于他精忠报国，屡建战功，宋高宗要为他营造府第，岳飞不受，说：“金虏未灭，何以家为?”等天下太平了再说。问他何时太平?他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为什么要说这些？是想衬托当下那些“奢汰”、“贪渎”者。中国共产党内不爱钱不惜命的英模比比皆是，老马这本《拾之八九》选摘了两个很突出的例子：一是老马从两弹功臣邓稼先的传记《英雄大爱》一书中抄摘出来的事情：因为邓稼先功勋卓著，生前曾经得过许多大奖。很多人问他得过多少奖金，邓稼先都笑而不答。在邓稼先病重住院期间，杨振宁前去探望，也问到这个问题，邓的爱人许鹿希回答说：“人民币10元。”邓稼先补充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杨振宁认为他们是在开玩笑。许鹿希回答说不是玩笑，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奖金总数是1万元，单位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因为九院人多，每人10元，还是单位垫上了10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发出。但他们都安之若素，依然安心埋头苦干！
　　另一个例子是钱学森。他在回国以后，在30年的时间里，月工资仅为333.16元，他从来不觉得拿钱少了，亏待他了。他所著的《工程控制论》被译成中文出版以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奖金共1.15万元。在一次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发现许多听课的学生因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没有，于是他把1.15万元悉数捐出，给学生买学习用具。老马在书中说：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时候，钱学森同志已先后捐款200余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元，2001年又获得霍英东“科技成就终身奖”，奖金也是l00万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有拿到手，钱老就让他的秘书涂元季代写委托书，将钱捐给国家西部沙漠治理事业。捐款后钱学森同志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如果中国的文臣武将们都像钱学森同志这样，腐败如何能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
　　（原题为《睿智深远  启迪人生——序马望野<拾之八九>》本刊改题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