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胡立教同志

　　我跟胡立教与顾明夫妇俩都是新四军老战士，都在皖南工作过一段时间。但由于当时并不在同一个系统，因此虽然彼此认识，而并无深交。皖南事变以后，更是各奔东西，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胡立教同志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我的上级领导，我们才又相见。以后我在他的领导之下工作，他的言传身教，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循循善诱的民主作风，朴实无华的谈吐，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我是从上海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以后转战大江南北，又随军南下，建国后一直在福建工作。1971年初，周恩来总理担心我在福建遭到林彪一伙的迫害，将我调到上海工作。在上海中医学院工作年余后，1972年8月我到第二医学院担任党委书记，1979年又被调到上海卫生局担任党委书记。当时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口，卫生局的人事关系比较复杂，开展工作困难很多。胡立教同志到上海任职，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十分重视。他与夏征农同志亲自到卫生局调研，认真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并且直接参加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他坚持原则，采取果断而又适当的措施，解决了长期没有能够解决的复杂问题，不仅帮我摆脱了困境，也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
　　1983年4月，我被调到上海市人大担任教科文委副主任，直接在立教主任领导下工作。由于我长期担任党务和行政工作，对立法工作十分陌生。立教同志教导我们“边干边学，干中学习”。在他的亲自关心与支持下，我们与市法制委、团市委互相配合，制定了《医疗纠纷处理条例》、《青少年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规。上海的《青少年保护条例》是全国第一部地方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
　　当时上海人民群众对于自来水中含氯气太多反映很大。氯气多主要是因为自来水取水口周围污染严重，不投放足够的氯气，达不到消毒的效果。因此，要解决自来水中含氯气多，就要解决取水口周围的污染问题。立教同志组织了人大办公厅、城建委、教科文委、法制委等部门的同志分批分次作黄浦江水源调查，对沿江码头、工厂企业逐一开展调研，了解自来水取水口的污染情况。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关闭黄浦江上游排污严重的企业，调整自来水取水口等措施。从而有效地改善了上海自来水的水质。
　　1982年，我去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与其他省市相比上海上缴中央财政任务较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自己的建设和发展。上海的不少人大代表对此有意见，在北京开会期间喃喃咕咕表示不满。胡立教同志是上海代表团的团长，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他耐心地对我们说，一方面，代表有意见应该如实反映，言无不尽是代表的职责；另一方面，还是要识大体顾大局，地方还是要支持中央财政。上海与其他地方相比较，有些省区很困难，很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援，上海多尽些义务也是应该的。另外，上海的建设也得到了各地多方面的支援。听后，代表们气顺了不少。
　　1985年起，我担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政府领导干部的任命和机关内务。当时还没有实行领导干部任职前的公示制度。群众对拟任用的干部有意见，往往会在人大任命之前的调查时反映或直接给人大写举报信。一次，我们正要通过一领导干部的任命，接到群众的举报。经有关部门核查，群众举报的情况基本届实，我们认为应该取消这项任命计划。由于时间很紧，我即向胡立教同志直接作了汇报。胡立教认真听取汇报后，即表态支持我们的意见，并表扬说：“你们做得对！”
　　1987年底，华侨姚宗侠先生与夫人资助我们民间组织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于1988年组建了人口福利基金会。当时，我是市计划生育协会会长，因而担任了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副理事长，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基金会的理事长由胡立教同志担任，从1988年至2004年，连任了4届。他积极支持我们开展儿童多动症娇治、儿童常见病防治、青春期性教育等各项调查、研究，并出书和开展一些实际的工作。他多次指示我们要勤俭办事，务求实效，节约每一文钱，用在困难群众身上。在职期间，他工作很忙，但每逢理事会开会，他都排除各种事务参加，经常鼓励各位专家献计献策，贡献才智，为人民服务。他说话实在，又没有架子，所以深受大家的爱戴。
　　胡立教同志仙逝已经4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安息吧!我尊敬的老领导、老战友。
　　立教同志夫人顾明同志也是我医务界同行，她的离世也常使我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