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陈国栋同志

我上世纪80~90年代在上海工作期间，直接受到国栋同志的领导和教育，许多情景历历在目。今年逢国栋同志诞辰100周年，对他的追思和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我是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认识国栋同志的。当时国栋同志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代表团团长，我是上海代表团团员，上海的劳动模范，又是改革开放后上海航天局第一批晋升的高级工程师，时年42岁。国栋同志则是团里年龄最大，资历最深，德高望重的几位老同志之一。代表团第一次开会时，我提前5分钟到会议室，孰知却是最后一名进场的，座位都占满了，只有国栋同志旁边一个位子没人坐，他招呼我笑着说，他们和我保持距离，你就坐在这儿。他很亲切随和，似乎我是他早就认识的老部下。在以后的分团会议，国栋书记非让我发言不可，并对我的关于国防企业如何做好“军民结合”的见解给予鼓励，说我的发言令众人动容。

在我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国栋书记两次向我说过，组织部长也有难当之处。如果你坚持原则，因公得罪人，我支持你；若是你因私得罪人——比如任人唯亲，我就不支持你。他又说在革命战争时期，有三个岗位容易得罪人，即组织部长、后勤部长和财务部长。因为组织部长负责人事工作，让谁上，不让谁上，会得罪人；后勤部长分配马匹，老马、壮马也难安排，也会得罪人。但无论是哪个岗位，只要坚持党性，按原则办事，别人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国栋同志一向强调一定要坚持中央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采取充分走群众路线、由基层推荐领导干部等办法，保障大批新老干部交替工作完成。

国栋同志在上海主持工作时，对上海的振兴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上海面临的形势很严峻，由于上海财政收入实行“统收统支”政策，财政收入虽然占到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但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地方财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几乎没有自身发展的余地。当年《解放日报》发表的《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文章形象地道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窘境。可以说，长期计划经济束缚下的上海发展面临极大的困难，改造、振兴上海成为一项紧迫的课题。国栋同志熟知上海的情况，当时上海工业全国最发达，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居全国各省市第一位，出口总产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上海在全国的地位非常重要，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上海有闪失，就会极大地影响国家建设，上海是不允许失败的，上海的发展要通盘考虑。但上海负载太重，急需得到中央的支持，以便“休整调养”；同时开辟新的路径，加快发展。国栋同志在市委会议上，在对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汇报中，多次说出这样的重话：上海如果没有新的发展思路、新的途径，上海就没有出路。他说的令人振聋发聩的一句话“上海在沉沦中”，极大地激励了上海人民和干部要奋起改革的激情。

为进一步明确上海发展方向，国栋同志和其他市委领导在中央支持下，先后制订《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汇报提纲》提出了上海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对上海城市性质、规模、布局和发展方向作了明确定位。在具体实施中，国栋书记把握方向，抓大的方面；汪道涵市长负责具体实施，抓技术支持。他们和其他领导通力协作，和民众的期望相呼应，努力重振上海雄风。随着《汇报提纲》和《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实施，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有效地发挥基地作用和龙头作用。

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中，提出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在党中央做出开发、开放浦东战略决策的过程中，他多次向邓小平和中央领导建议要加快开发开放浦东。1990年4月中央正式宣布开发浦东。开放后，几年间浦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陆家嘴的正大广场奠基时，他和胡立教同志还亲临现场祝贺。1997年，两位老同志问我陆家嘴建设得怎么样了。我于是请他们到陆家嘴中心绿地和原上海船厂旧址的滨江大道等处转转。当国栋同志看到东方明珠电视塔等标志性建筑矗立在那里，几十栋大楼也破土而出，非常兴奋，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起来，就像在跳迪斯科，过几天给他照片看，他说，我怎么会跳舞了呀？

国栋同志对高科技项目很有兴趣，他认为核电作为一种新能源，有发展前途。1991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秦山核电站要并网运行，他和立教同志要我一起去看一看（我在到上海工作前做核反应堆设计工作）。在路上我说起上海在上世纪60年代就制造过核反应堆所需的控制棒、热交换器的历史，他认为上海条件好，高科技产业有前途，要坚持干下去。

国栋同志是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模范。他在担任市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七年间，对市委领导的工作全力支持，他说支持和干预是有界限的，不得超越。他还说，新老交替是人员交替，党性传递，不要把一些老的矛盾下传。他的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政治智慧，他的言传身教一直发挥着作用，帮助了年轻干部的成长；也为上海的改革、发展和保持稳定的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栋同志清正廉明，家教严格。我和国栋同志的小女儿沈思是大学同系同学，因为她在学校里表现得低调，所以我竟长期不知她是干部子弟。以后沈思调上海工作，组织部做了通常的安排。国栋同志只为一位老同志对我有所交代，他告诉我这位老同志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他坚决按照中央和市委指示，平反冤假错案，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很努力，作了很多牺牲，历史上也有过委屈，你们要多关心他。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对我的谈话情景还言犹在耳。当时，他严肃地对我说，我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去世的，我年岁大了，哪一天去世了，组织上不用作评语，不用开追悼会，只要在《解放日报》上发个讣告，写上一句话，老共产党员陈国栋去世了就行了。国栋同志对生死名利作如是观，真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追求。

值纪念国栋书记百年诞辰周年之际，我谨以此短文深切地表达对他的深切缅怀和追思。

（本文原刊于《国之栋梁——陈国栋百年诞辰纪念册》。作者曾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副市长，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