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国栋同志和一尘大姐

（一）

抗战时期，我在苏中四分区的时候认识陈国栋同志。

1941年5月，我从新四军军部财经部分配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四分区的江淮银行掘港支行搞汇兑业务，因战事频繁，正常业务很难开展。于是，我又被调至税务三分局搞出纳。当时，陈国栋同志是南通县财政科长。这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邢爱身案件。邢当时是一个税务分所的所长，犯了贪污罪，查实后要开宣判大会，要求我们财务人员都去听，以接受其教育。我就和薛如英（后改名余世平）、施振新一起去了。邢当场被判为死刑。陈国栋同志在宣判会上讲话，他说：“邢爱身，爱钱不爱身。”这句话让我引以为鉴，一直铭记至今。

后来，陈国栋同志夫人沈一尘大姐告诉我，1927年春，国栋随二舅和外祖母从江西南昌到上海，由三舅介绍到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电报局当练习生，晚上就去上海立信夜校学英语。这时他和左倾进步人士徐锡俊住在一个宿舍，深受其影响，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1929年他参加交通部上海国际电台的筹备，1930年国际电台成立就在台里工作。陈国栋同志于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春加入共青团。他每个月工资有140多块银元，慨然捐出100元，作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后来，他曾不止一次说：“革命成功后，我们那个地下党小组9个人死了6个，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国栋同志与沈大姐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相遇、相知的，1931年结婚，由当时国际电台同事吴雪之（建国后任商业部副部长）为证婚人。他俩结为伉俪后，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相爱，无怨无悔，相伴终生。沈大姐于1933年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敌人加剧搜捕共产党人，国栋同志奉命撤离上海，组织上安排他转移到安徽地区，一尘大姐则带着孩子回无锡老家暂居。

1942年至1943年初，苏中地区特别是四分区反“清乡”、反“扫荡”斗争最紧张最激烈，几乎天天打仗，天天转移。我却在这时怀孕了，反应还特别厉害，吐得一塌糊涂，情绪很不好，认为结婚妨碍了工作，后悔不该结婚。沈大姐就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独身主义者，女同志总是要结婚生孩子的，妊娠反应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反应期很快就会过去的，劝我设法多吃点东西。这是沈一尘大姐第一次和我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到既亲切又温暖。

1945年11月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国栋同志调边区政府财粮处任职，沈大姐和孩子随之北上。1947年秋，我在合德镇遇见了国栋同志。这时，原华中银行的负责人陈穆和徐雪寒都已北撤，华中银行就由陈国栋、龚意农领导。不久，我爱人邓克生也调往该行。

（二）

194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北军区，淮海战役之前，国栋同志被调过去分管财贸和粮食，任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在这场重要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常去上海看望国栋夫妇，闲聊时谈起的一些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特别是听国栋回忆起在上海解放初期，粮食供应不上，波及上海500多万人的吃饭问题，棉纱也短缺，影响轻纺工业的正常生产。而投机商们高价收购粮食、棉纱，囤积居奇，严重影响了上海人民生活。他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在马寅初、章乃器等专家学者的指教下，运作被称为“三大战役”的“银元大战”、“粮食大战”、“棉纱大战”。上海市场得以很快稳定，得到毛主席的称赞,说是“三大战役”打得好，它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由此可见他当年工作的艰辛，斗争的惊心动魄。然而国栋同志忙得一直顾不上和南昌家里联系，他的老母亲思儿心切，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询问儿子下落。毛主席把信转给了帅孟奇同志，帅大姐赶快给陈国栋打电话让他和家里联系。国栋与母亲联系上以后，委托运粮食的船把老人接到身边，一直住在一起。

国栋同志有个弟弟在台湾，改革开放后就写信给江西有关部门，打听亲人的下落，得知哥哥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就专程来到上海，寻访数十年不见的母亲和哥哥，找到国栋同志家里。当时国栋因病住院，母亲也已经过世。沈大姐热情地接待，安排远方来的弟弟到医院去，让他们兄弟俩畅叙别情。他弟弟是医生，会推拿按摩，还给哥哥开了中药方。令我不解的是：他弟弟在沪期间他们没有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也没有安排住进市委机关招待所，而让他自找住宿，住在南浦大桥附近的一家旅馆。为此，我问过沈大姐：为什么不让台湾来的亲人住在家里或机关招待所？她很坦率地对我说：“老陈背了大半辈子‘黑锅’，如今人到晚年，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也怕影响小辈。”他弟弟离开上海时，一定要送一笔数目不小的美元给国栋同志，以表示对哥嫂赡养母亲的酬谢。他们老两口婉言拒绝了。他们对弟弟的心意表示感谢，一再表示赡养母亲、为老人送终，是子女应尽的责任。

国栋同志和沈大姐对四个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从不为他们和其他亲属谋取私利。长子陈潜从小跟着部队行军，很早就参加了空军，是位政治工作者，“文革”中受父母牵连，下放到连队去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去继续从事政治工作。陈潜曾任空军副政委，中将军衔。有一次，国栋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军委张震同志去看国栋同志，见陈潜也在，就问他：“你们也认识啊？”陈潜说：“他是我爸爸。”张震同志对国栋说：“你们还对我保密啊，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国栋同志说：“他十几岁当兵，就一直在部队，他们都是自己努力，我从来不去干预。”

沈大姐一生搞教育，晚年更加关心教育事业，她多次对我说：钱是身外之物，自己走后，所有积蓄都捐给教育事业，要帮助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上学。国栋同志也不止一次有同样的表示。2000年，沈大姐走了，2005年国栋同志也走了。我因肺部感染住院，未能前去告别。后来得知他们的小女儿沈思夫妇和长孙陈海遵照二老的遗言，拿着两位老人一生积蓄20万元，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