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花絮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的《讲话》，已有无数人发表了无数著作，研究论述其背景、内容、意义、版本、传播和影响。笔者根据20多年的访问、调查所得到的珍贵、生动的资料，记叙了这次文艺座谈会的一些细节和花絮。细节含深意，花絮连着根，它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文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准备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发出粉红色“请柬”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中央办公厅立即于1942年4月27日，赶制并按名单发出出席会议的请柬。请柬由毛泽东、凯丰联合署名，内容为：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这份请柬有几个细节应该注意：

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接到请柬，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感到很光荣。

其次，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文艺家们倍感亲切，对毛泽东更加敬仰。

再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凯丰即何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毛泽东和人们习惯称他“凯丰”。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文艺工作归中宣部管理，毛泽东与他联名召开文艺座谈会是顺理成章的。当时中宣部部长是张闻天。1942年1月，经党中央同意，张闻天带领一个陕北农村考察团离开延安，一年多后才返回。张闻天离开延安赴农村后，党中央决定由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代理部长职务。张闻天回延安后，凯丰仍任中宣部副部长。

会议室不足120平方米

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主楼3层，左右呈梯形状依次为二层、一层，两翼对称。从高处看像飞机头，所以又称飞机楼。主楼三楼是中央书记处会议室，二楼是办公室。任弼时、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等都在此办公；一楼朝阳的西南头是会议室兼中办餐厅，另一头是图书室，中间为工作人员住处。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会场，就设在一楼平时兼作中办餐厅的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开座谈会时，室内坐得满满的，还有人坐在窗台上，或站在门口听。

延安文艺座谈会大会开了三次，前两次都在一楼会议室举行。第三次大会（5月23日），起初还在一楼会议室里，可是听的人越来越多，会议室内容纳不了，就挪到室外的场地上（篮球场）继续进行。毛泽东还同与会的文艺工作者在大楼外合影留念。这块平地南面不远处就是中央大礼堂，当时正在修建，座谈会举行时还能听到砍木砸石的叮咚声。

毛泽东作“引言”

座谈会召开时，中办小会议室内布置简朴。靠南墙有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子，是主席台，长桌的正面和两头放了许多椅子、方凳、长凳，大多未上油漆，没有座位号。与会者来了以后随意入座，自由谈笑，十分欢快。大家坐好以后，凯丰站起来高声说：“大家稍等一下，毛主席一会儿就来。”话音刚落，毛泽东穿着灰布衣服和朱德等一起从会议室的正门走进来，人们一齐站起来鼓掌。周扬等靠近毛泽东，向他介绍文艺界的人士，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向他们问好。

毛泽东走到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面前时，未等介绍就认出他来了，说：“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心中一阵热。1938年，毛泽东向前线派出抗战文艺工作团时，欧阳山尊是4个成员之一。当时，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为他们的出征命名送行。后来，毛泽东又观看过他们从战区带回的“战地文化资料展览”并题词。

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主动与他握手，开玩笑说:“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与文艺家们见过面，打过招呼后，毛泽东与朱德、凯丰坐在南墙根的长桌边。会议安排周昆玉等4个速记员坐在长桌的一头。

会议由凯丰主持，他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接着就开始作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毛泽东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接着讲为达此目的应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并逐一作了精要阐述。当毛泽东讲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时，对大家触动很大。人们引颈静听，竟忘了做笔记。何其芳后来说：“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当众亮给大家，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

多彩的大会发言

毛泽东讲完后，便是大会发言。

一开始，萧军与胡乔木两人就文艺工作要不要党组织领导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散会后，大家按住地就近编组，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几次讨论。5月16日座谈会继续大会发言。萧军和胡乔木又争论了一番。

艾青发言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他还说：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人类而奋斗时，文艺和政治并行，不分轻重，不分高低，它们殊途同归。文艺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和留声机。政治家应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发言中，艾青对周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鲁艺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宗派集团，应该解散送前方去。这话立即遭到周扬的反驳。

作家吴奚如发言说：搞文学的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磨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朱德越听越气，心想：一个经历了皖南事变，突围生还来延安的新四军作家，怎么说出这种糊涂话？他马上站起来直视吴奚如说：“吴奚如同志，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对于这种严厉的批评，吴奚如没有申辩。

民众剧团团长、诗人柯仲平操着云南话说：我们民众剧团常年在边区农村演出，我们的团旗上就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有一次演出，群众在舞台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中国作风，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是：明白事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批是：团结抗战。我们演完戏离开的时候，群众送出我们老远。有人看不起《小放牛》，但群众喜欢，我们就演《小放牛》。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民众剧团，不用打听，只要顺着有鸡蛋皮、花生皮、水果皮、红枣核的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一路走，一路吃，路上都是蛋果皮。他讲的时候显得十分自豪。毛泽东专注地听着，露出赞许的笑容，并频频点头，还插话说：“你们今后还要提高，如果老是《小放牛》，可就没有鸡蛋吃了。”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欧阳山尊是个豪爽的人，发言也简明。他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东西更多。人们被他的激情所感染，把目光都投向了他。他身着戎装，高声说：“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那里有写不完的人物和故事，那里正需要你们。来吧！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他真的高高举起了双手。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说：“到底是从前方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朱德点头说：“是的，是的！”

鲁艺文学系主任、诗人何其芳的发言，主要是反省自己来到延安后，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没有得到改造，灵魂不干净，在作品中、教学中流露出许多不正确的东西。他检讨了曾对托尔斯泰的“爱是文艺基础”的盲从，对“写熟悉题材，说心里话”的不适当强调；最后表示要好好改造旧的思想，转变立场感情，多向工农兵和实际学习。

丁玲对《三八节有感》作自我批评时，毛泽东笑着点头。她讲的文艺批评现实生活应该防止片面性的观点，主要是依据毛泽东会前与她谈话时所讲的观点。接着，她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呢？还是像有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呢？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应当去热情歌颂;但对于黑暗的、阻碍进步的现象，我们绝不能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当无情地去暴露它。此时，毛泽东表情严肃。毛泽东在5月23日作结论时，专门讲了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

朱德讲话旗帜鲜明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延安一些干部听说毛泽东要给文艺座谈会作结论，也赶来听，所以到会人数比前两次多了些，约120人。室内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在主席桌边席地而坐的，后来的人只好站在门外听。按照会议安排，这次会议先由朱德发言，之后照合影，最后由毛泽东作结论。

朱德的讲话旗帜鲜明，一反平时沉稳持重的风格。他针对前两次会上萧军的发言，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又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朱德还讲到通讯和报告文学问题。他说：“要多反映前方的武装斗争和后方的生产斗争。你们要写，我可以提供许多感人的材料。”

一波三折照合影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照片，是在5月23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朱德讲话之后拍摄的。当时，室内光线较暗，无法拍照，大家就移到室外。在凯丰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把室内的桌凳搬出来。又在摄影师吴印咸的指挥下，在会议室门口摆成五排。一看还是站不开，就把附近的几根木头抬来用，这样才勉强排成了六排，前两排坐着（第一排坐马扎，第二排坐凳子），后面站着。

照相时，毛泽东和朱德坐在第一排，其他人则是自由坐，没有什么职务、地位的区分。话剧演员田方想与领袖挨着坐，就抢先坐在毛泽东左边。张悟真见田方抢了好位置，也急忙抢占了毛泽东右边的马扎。朱德坐下以后，主动叫丁玲、李伯钊两位女作家坐在他旁边……

毛泽东作“结论”

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为了使“结论”更稳妥些，毛泽东于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讲了准备在座谈会闭幕时作“结论”的要点。他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整顿文风，使文艺与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注意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基础。同时，要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后来，毛泽东根据与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取得的共识，形成了这个“结论”。

正式作“结论”前，毛泽东俯身问坐在桌子前面的吴雪：“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当毛泽东听说他是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导，排演过《雷雨》后，又问他对曹禺的其他戏剧怎么看？交谈几句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

毛泽东讲话的速度虽然不快，但却气势磅礴。那天晚上，每讲到重要的地方，他都用力把手向前推出去，显示出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那天晚上，他那节奏鲜明的话音，在宁静的夜空中清晰地回荡。“结论”讲完时，已是星斗满天。延安文艺座谈会胜利闭幕！

（本文摘自湖南《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