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口琴

母亲的骨灰盒中放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口琴，这是她心仪的宝贝。

这把口琴不知产于何年何月，但“上海制造”几个字隐约可见。当年，母亲曾是一位英姿飒爽的新四军女兵。她曾吹着这把口琴，送别奔赴抗日前线的战友；到前沿阵地和战地医院慰问抗日官兵。

这把口琴见证了母亲的光荣过去，也伴随了母亲的风雨人生。可如今曲终人散，琴儿也归于尘土，再也不能发出动人的声响……

上海谋生

1937年夏，黄浦江边，一群年轻的学子正唱着一首悲凉的歌曲——《松花江上》。旁边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其中有一位穿着白衬衫、黑裙子的小姑娘，边唱边哭，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许多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叫唐汉南，乳名小兰，1926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普通的农家。起名为小兰，据说是因为家中重男轻女，为了拦住女孩，再生男孩。1937年春，湖南农村闹饥荒时，外婆带着两个女儿到上海谋生。这一年，大姨唐汉英16岁，母亲唐汉南年仅11岁。

外婆在位于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即现在的复兴东路）442号一家客栈中当雇佣。这是一幢老式的临街楼房，共住有14位房客。外婆负责烧饭、洗衣；大姨负责买菜、熨烫衣服、打开水、收拾房间；我母亲则给单身房客送饭菜、买香烟、帮助女房客带小孩等。娘儿仨几乎把房客的所有家务活都包下了。虽然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随叫随到，但有粗茶淡饭，温饱无忧，还能节余一点钱寄回老家，也就心满意足了。

租界里的客栈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商人、舞女、学生、报人、老板、传教士等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我母亲比较乖巧，受到房客喜爱。一个舞女还认她为干女儿，教她学习了一些舞蹈、音乐知识，并介绍她在赵丹出演的《马路天使》电影里，当过群众演员，扮演一个天真的小女孩。

为了想让女儿出人头地，外婆把我母亲及大姨送到一教会女校读书，实际上是晚上去当旁听生，不耽误白天干活。

她俩念了几个月的免费培训班。后来，姐妹俩又经一位姓林的房客介绍，到上海中华女子职业中学附小读书。这所职校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创办的，属于半工半读性质，不要学费。放学后，大姨就帮着外婆打扫房间，我母亲则在楼梯的角落里做功课，晚上也是在楼角里住。虽然是寄人篱下，条件很艰苦，但有书可读，则其乐无穷。母亲还常写点文章，她有一篇征文《可爱的早晨》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奖品是一把口琴。

正如母亲在征文中所引用的一句话“中国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上海又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上海街头巷尾横尸遍地。

女子职校停课后，老师、学生纷纷走向街头参加抗日示威大游行，在大街小巷刷写抗战标语，在黄浦江边用文艺的形式宣传抗日，唤醒国人。母亲、大姨也加入其中。

送别亲人

母亲当年参加新四军是受大姨的影响，而大姨又是受到恋人林淡秋的影响。他是大姨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林淡秋最初是大姨的服务对象，他是个文化人，住在客栈里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里，房间很乱，堆满了书籍和稿纸，深居简出，昼眠夜作。我大姨在为其整理房间时，经常埋怨自己命不好，林便及时开导她“不是命不好，而是社会不好”，同时深入浅出地向她讲一些革命道理。后来大姨对林的好感与日俱增，并按照他的要求，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把一卷卷文稿送到上海地下党的秘密接头地点，还参加了他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服务团。

提到林淡秋，人们或许会感到有点陌生，但提到苏联的长篇小说《列宁在一九一八》，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这是林淡秋上世纪三十年代翻译的作品，后来改编成电影，风靡一时。他还参与翻译了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长篇报告文学——《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等著名作品。

林淡秋1906年生于浙江海宁，与柔石是大学同学，并有过合著；胡乔木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在“左联”任职时（常委、组织部长），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有很深的交往，其文笔还得到过鲁迅先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后，林淡秋曾任《解放日报》编委、《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文艺部主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等职。

1941年初，林淡秋奉命来到苏中革命根据地滨海，成为一名负责办报的新四军文职干部。1942年秋，我大姨按照丈夫的旨意，改名为唐康，毅然离开了上海，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冬，苏中根据地将原《滨海报》改编为《苏中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粟裕任社长，林淡秋任总编辑，直至抗战胜利。

1941年、1942年，母亲先后两次送别大姨夫、大姨去苏中抗日根据地。大姨离开时，母亲情绪异常激动，她紧紧地抱住大姨，不停地哭着：“姐姐，我也想去！我也想去啊！”大姨说：小兰，我们不说再见，你也不许掉眼泪。你不是会吹口琴吗，给我们吹一支送别曲吧！

母亲忍住眼泪，吹了一首《毕业歌》，目送着亲人渐渐远去。

投奔革命

1944年春，母亲即将读完初中时，在学校里意外地接到了一封从江苏宝应安丰镇寄来的信，拆开一看，悲喜交加！信是大姨亲笔写的，内容大意是：我生了重病，需人照顾，你要尽快做好离开上海的一切准备，近日有人去接你……

大姨到底得了什么重病？母亲和外婆都在流泪。可一想到很快就可以与朝思暮想的亲人见面了，心里又有了些许欣慰。

几天后，母亲便与一位前来接她的、身穿便装的年轻人一道乘船前往苏中革命根据地。途中，来接她的年轻人道出了实话：“你姐啥病也没有。我是按你姐夫的指示，来接你去当新四军的！”

随后，我母亲在抗大九分校（苏中公学）经过一段时间短期培训后，被分到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从事文艺工作。母亲曾告诉我，她在宝应里下河地区生活时，物质条件异常艰苦，开始吃玉米糁子，后来吃红糙米，平日很少见荤腥。艰苦的生活往往能磨练人的意志，母亲在这里快乐地成长。

那时，母亲与剧团的战友们冒着战火硝烟，先后赶排、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工农兵学商联合来抗战》及舞剧《白毛女》、话剧《雷雨》等文艺节目。因为母亲曾在上海“孤岛”生活过，接触过“繁漪”之类的人物，加之她相貌出众，国语讲得比较标准，所以饰演“繁漪”这一角色得心应手、惟妙惟肖。此外，她还经常用口琴为战友们表演节目，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一度被誉为“军中百灵鸟”。

往事依依

在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就经常用口琴为我们兄弟4人演奏《喀秋莎》。我学口琴时，第一支学会吹奏的便是这首歌。可以说，母亲是我们兄弟音乐上的启蒙老师，虽然我们也很努力，但总觉得没有母亲吹得好听。

后来，我曾听母亲讲过一个故事：1944年8月，她随剧团到山东的一处前沿阵地慰问时，用口琴演奏了《喀秋莎》。当时，苏联有许多抒情歌曲，悦耳动听，非常受战士们欢迎。有一位年轻的战士找到母亲说：“小兰妹妹，你口琴吹得真棒！等我打鬼子回来，你能教我吹《喀秋莎》吗？”母亲微笑着答应：“行啊、行啊。我等着你！”可是，第二天，这位年轻的战士便牺牲在战场上。母亲在送别他时，含泪在他的遗体前吹奏了《喀秋莎》。

母亲的口琴由于年代久远，琴边的电镀层已经掉落，还有一些锈斑，甚至连复音也吹不准了。我曾用自己做木匠活挣来的钱买了一把崭新的口琴，想让母亲把这把老掉牙的口琴换掉。可她说啥也不肯，还批评了我一通，我很受委屈，其实我根本不懂母亲的心。

抗战胜利后，我大姨、大姨夫回到了上海，负责编辑《时代日报》，而母亲因为要照顾年迈多病的外婆、外公，只好回到了老家湖南。后又几经辗转，母亲来到了她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洪泽湖畔——泗洪县，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幼儿教师。

人老了爱回忆往事，母亲最爱回忆的就是那段当兵的岁月。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她得了老年痴呆症，许多人和事都忘却了，唯一没有忘记的就是这把口琴。她用手绢把口琴一层层地包好，经常默不作声地痴痴地望着它……

母亲是在2010年初“走”的，她走在山花烂漫的春天里。我想，天堂里的母亲一定不会寂寞，因为她经历过人间的风雨，走过峥嵘的岁月,更重要的是，还有那把心爱的口琴永远地陪伴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