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皖南父老乡亲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最不能忘怀的是从1941年到l949年在安徽皖南地区所经历的岁月。

这几年间，我从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到渐渐长大，是因为有中共皖南地下党组织及许多普通的父老乡亲所给予我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为了我的安全，父老乡亲们不顾个人和家人的安危，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的壮举深深地种入我的幼小心灵，在我以后的工作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的父亲傅秋涛当年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兼老一团团长。当时一团驻扎在南陵三里镇，执行保卫军部的任务。1940年4月，日军派出数万兵力开进皖南地区进行“大扫荡”，妄图摧毁皖南抗日游击区。4月26日，在叶挺军长亲自部署下，父亲和江渭清共同指挥一团进行了著名的父子岭战斗，取得重大胜利，有效地保卫了军部，鼓舞了广大群众抗日的士气，也是给我最大的满月贺礼。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血腥事件——皖南事变。新四军被数倍于我、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我军则伤亡惨重、武器弹药不足，伤员越来越多。1月的皖南山区寒风刺骨，缺吃少喝，天当被地当床，还要随时提防敌人的进攻。部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父亲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和他的战友们决意要杀出一条血路，突破重围，以求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为了确保突围顺利实施，父亲和母亲忍痛把我交给当地群众抚养。后来母亲说：  “孩子送下山有两天了，部队还没有突围，我想了解孩子的情况，就让一个同志下山去看看。第二天那位同志回来了，告诉我说寄养孩子的那家人全部都给杀了，尸体还挂在那里。小孩不见了。我当时就哭起来，以后要有了孩子随便什么情况也不能让他离开我。”父母认为我可能被敌人杀害了，也就再没有联系。

从离开父母、离开部队后，我的生命就处在危难之中。好在有中共皖南地下党组织、游击队以及父老乡亲的掩护，我才生存下来。

当时，我的周围经常有国民党的密探和当地的还乡团分子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剃头的走村串户，打听傅秋涛女儿的下落，一心想抓住我、杀了我，好向他们的顶头上司邀功请赏。地下党组织则派人守护着我。除了采取女扮男装、穿男孩衣服、不留头发以外，还经常转移居住地，像接力棒一样不断将我送到更安全的地方。在抚养人的家里，最长停留时间不超过3个月，少时只住十几天，甚至于只停留几天就另换住地。

记得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被送到一个孩子多的人家。没住几天，我对周围的人还不熟悉，对环境也不熟悉。有一天，这家的男主人(大约有四五十岁)被村里的还乡团叫去了，到晚上都没有回家。第二天被人用门板抬了回来，人已经被打死了，只见他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听大人们说，把他叫去就是发现他们家多了一个孩子。反动派问他这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一口咬定是自己亲戚的孩子。敌人不相信，就把他吊在房梁上打，直到打死，才叫人把他抬回来。村里人含着眼泪，扎了纸马、纸人、纸房子给他送葬。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送葬。虽然我年龄小，但我明白大叔是为了保护我才被打死的。葬礼一完毕，立即有两个叔叔背上我进入了大山深处，走向下一户人家。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永世不忘。

又一次国民党抓到了我们的一名游击队长。国民党提出了条件，告诉他们傅秋涛的女儿在哪里就放了他。可他拒绝回答，最终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们进入皖南山区，放火烧了全村的房子，把我居住村庄的老百姓统统都赶到相距很远的另一个村庄。一路上，天下着倾盆大雨，崎岖的小路上有很多松针，我的布鞋早就前后开口，每走一步，松针就扎得脚痛，根本无法行走，所以也走得很慢。一个国民党兵拿着带刺刀的枪在后面不停地驱赶，并喊着：“小孩，快走，不许停下来!”边说着边用枪托打我的屁股。一位村里的大爷赶快走过来拦着，把我抱到他的怀里，对那士兵说：“老总你消消气，孩子小，山路不好走，天下这么大的雨，求你让我们老小慢点走。”在老爷爷的保护下，我们艰难地行走，最后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村里已经有很多人，都是从别的村被赶到这里来的。离乡背井的老乡根本没地方住，一家几口人找个墙壁板一靠就睡了。村子外围都是国民党兵站岗，防止老百姓逃跑。我和干妈也找一个墙角住下。没过几天，在国民党军严密防守情况下，游击队的叔叔们趁着夜色漆黑把我救了出来。等我一觉醒来，已是身在大山深处的游击队驻地。离开了那个地方真是好高兴，我又一次脱离了危险。

在这远离家人的岁月里，皖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我的父老乡亲们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关爱着我。我安全无恙，他们比什么都高兴；我生了病，他们比谁都急。有一次，我发高烧几天不退。在那种无医无药的恶劣环境下，求天不应告地无门。老乡们只好到庙里去烧香，求菩萨保佑我赶快好起来。烧香后，再把香灰带回来泡水让我喝。其实那不是迷信，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就这样，我在他们无私无畏的大爱中生活了9年，从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小姑娘，安全度过了战争年代。

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芜湖、南京相继解放。部队派人来找我，接我回部队，可我根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我向部队提出要“最近的”养父陪我走，他们同意了。我在养父的陪伴下来到青弋江，搭上一个小竹排到了芜湖，转而又乘轮船到达南京。有人把我带到总统府，见到负责人梁金华叔叔(后来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他告诉我，爸爸已经到上海了。我在他那里洗了澡，换了干净的新衣服。随后，组织上又派人把我们送到上海，见到了我的亲生父母。我父母非常高兴，没想到他们失去多年的女儿又回来，而且长大了。我原名傅国美，意思是希望我们未来的国家富强美丽，没有战争。爸爸见到我高兴地说：“改名吧，叫傅还。皖南人民不但把女儿养大了，还送回来，这是失而复得哟!”

在皖南的9年里，父老乡亲们对我的养育之恩终生难忘，我将永远铭记我的皖南父老乡亲。

摘编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追寻先辈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