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永照著鸿章

今年是盛华同志诞辰100周年。他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的一生，1929年他16岁就参加了共产党，1935年赴日本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回国，投奔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坚持在皖南苏中敌后。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教育工作，晚年热心于新四军的历史研究与宣传工作，为此他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盛华同志是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精通多国语言。他是执行和维护党的政策的模范，对不良现象敢于站出来斗争。1949年4月，他担任苏北区党委宣传部长，5月，他创办了《苏北日报》。该年7月发生泰州专署公安局秘书关押泰州中学校长事件，《苏北日报》先后三次如实报道，该秘书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在报上作了公开自我批评。

1955年，他到上海任华东纺织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期间，华纺有一位著名专家，因历史上有些问题，思想包袱很重，压力很大，主动跑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求拘捕他。市公安局把这一情况向校党委作了通报，盛华知道后立即派秘书把这位专家领了回来。这位专家回校后，老想着过去的事情。盛华及时找他谈心，向他反复宣传党的肃反政策，诚恳地表明了党对专家学者的态度，希望他主动向组织上讲清问题，放下包袱，专心致志做好教育工作。后来，这位专家如实向组织上说清了历史上有关问题，公安机关依据党的政策，认定这是一般历史问题。从此，这位教授放下了包袱，刻苦钻研，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

盛华同志这样敢于承担责任，按党的政策办事，体现了他的政治修养和领导能力，这在华纺传为佳话。

盛华同志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居功自傲，在功名升迁面前，他总是谦让。当时在浙江的省级干部中，他是学历最高者之一。“文革”前有较长一段时间，因冯白驹副省长年老多病，由盛华同志代行副省长工作，他虚怀若谷，团结同志，处理好与各部门的关系，工作很有起色，大家反映很好。组织上要提拔他，他都将升迁的机会，让给年轻同志。

盛华同志一生清廉，公私分明，他始终坚持用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从不搞特殊，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他把父亲盛白沙所说“不要名、不要钱、不要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自己的良好形象维护党的威信，树立党的权威。1980年，他在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时，他的老战友、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出差到上海。盛华把他安排在家里住宿，自己到菜场去买菜，在家里炒菜烧饭，两人边吃边谈，交换意见，共叙友情。照理盛华完全可以用复旦大学的名义招待匡亚明，但他不这样做，宁愿自掏腰包，也不用公款请客。他说：“这样做既不浪费，又有亲切感，更像一家人。”此话掷地有声，体现了一个老干部的高尚思想情操。

盛华有四个子女，“文革”期间，有两个到黑龙江国营农场，另两个分别到黑龙江和江苏农村插队。盛华的儿子结婚时，完全有条件可以办得体面风光一点，但他认为作为领导干部要带头移风易俗，不能铺张浪费，讲排场，比阔气，要为群众做出好样子。他坚持婚事新办，一切从简，不办婚宴，不用公车接新娘。改革开放以后，他有很多亲戚朋友在国外任职经商，他的子女出国留学和经商办企业机会也很多，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多次劝说子女，对他们说：“作为领导干部子女要严格要求，组织上已经安排了工作，就要把它做好，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要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更不要去追名逐利，天天做发财梦，要为祖国的发展，人民的幸福，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仪征市委、市政府到上海召开仪征籍的上海人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我见到了盛华同志，他人很清瘦，穿着平常，平易近人，热诚待人，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盛华同志还是全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也是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在筹组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期间，是他提出“两支队伍”的主张，既要吸收高等院校党政干部和党史、革命史教学人员中有志于这方面的研究同志参加，也应动员在沪的新四军老战士（包括根据地地方工作干部）参加。这两方面人员结合起来共同进行史料的征集和问题的研究，使研究会工作比较活跃。

盛华同志对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有很深的感情。他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改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后，继续担任会长，领导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后来因年龄“过线”，他辞去人大常委职务，并搬回杭州居住，但他仍担任新四军研究会会长。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不多时，他又从杭州把家搬回上海，直到逝世。

1997年盛华病危时，他的好友、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李尔重来上海探望他。他盖着一条被子，人瘦得不成样子，干瘪的皮肤没有血色。李尔重握着他干枯的手，在无声中交流着半个多世纪诚挚的友情。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开展全面抗日战争，在日本留学的同学们个个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再也不能安心读书。1937年11月，盛华与李尔重从日本乘坐美国轮船到达上海，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俩因在日本留过学，就参加了国民党为培训抗日工作而开办的南京留日学生训练班。不久，该训练班从南京迁往湖北荆州，趁向西迁离的混乱之际，盛华、李尔重从武汉下了船，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恰巧，盛华的二叔盛成在由郭沫若、邵力子、茅盾等人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常务理事。盛成向周恩来汇报了盛华、李尔重等要参加八路军的事情，周恩来就让人带他们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时任办事处主任的宣俠父接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后，便说：“你俩有知识，有文化，欢迎加入抗日队伍。这样吧，李尔重，你是北方人，就参加北方的八路军。”又对盛华说：“你是南方人，现在新四军刚刚成立，叶挺将军那里很需要人，你就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去报到吧。”他俩接过介绍信，就各自报到去了……。

如今，李尔重看到老同学、老战友已病危，心里十分难过。而盛华无神的眼睛，凝固地望着李尔重，轻声地说：“看来，我不能不走了。”

李尔重抬头看看四周，一张破旧的木床，放着久已褪了色的旧被褥，告诉人们，它们长期与主人相依为命，也老朽了。床的对面是一个破旧的木制书架，架上放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以及中外历史和文学名著。书和其他杂物一样旧，一样破。主人使用它们的次数太多了，主人不休息，它们也不能休息，彼此之间，不知过了多少这样依偎的岁月。

室内还有几个木凳子，一张小条桌，条桌上放着一台1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盛华同志唯一的一件家用电器。

这就是盛华同志信守延安作风的又一篇宣言。艰苦朴素，人人能做到，也最难做到。物质享受上的甘守清贫，实质上是以共产主义化的政治为基础的。盛华就是这样一位甘守清贫的人，一位高尚的人。

1997年12月25日，盛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去世。

1998年1月7日《浙江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盛华逝世的消息，并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