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1956年5月，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6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成的，要求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去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从1956年5月毛泽东向最高国务会议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到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初步形成了包括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在内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并相应地制定了包括改革在内各方面的政策，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

一、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并且确立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开始着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在所有制结构上，毛泽东主张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1956年11月，黄炎培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业者的表现是好的，但少数人表现消极，“白天是社会主义，夜里是资本主义，还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还是艰巨的”。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12月初用3个晚上的时间，分别找陈叔通以及全国工商联正副主任、各省市工商界代表谈话，了解情况。他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因为社会有需要，上海的地下工厂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夫妻店，也可以请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还说：“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这是毛泽东对“三大改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的相应政策，这比他在《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上提出的方针政策前进了一大步，涉及对所有制结构的重大改革。

在产业结构上，毛泽东主要解决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毛泽东批评了苏联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做法，提出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我们要作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毛泽东主张降低军政费用的比例，多搞经济建设，他说：“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这实际上是走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在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提出:我们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兼顾各方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和工厂的权力，给地方和工厂更多的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有了这种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头三个问题都讲了经济体制问题，他提出：要研究工厂、农业生产合作社、地方要有多大自主权，过去有的东西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要研究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农业总收入的60～70%应该归社员，合作社和国家占30～40%，让农民多分一点；要研究企业的自主权，企业应当有怎样的一种独立性，应该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中央要设多少部门，它们有多大权力，地方有哪些部门，管哪些事，有多大权力，都要研究。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方针，都直接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思想。《论十大关系》中第十个关系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其实就是讲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毛泽东要求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合乎科学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自然科学方面，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技术方面大部分先要照办。中共八大刚闭幕，毛泽东与参加中共八大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杜克洛谈话时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到毛泽东希望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急迫心情。毛泽东说：经济落后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难，“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他还说，我们与法国资本家不是做一般的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当杜克洛说“美国在阻碍”，“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时，毛泽东接着说：“请帮助。”为了加快我国的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渴望尽快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二、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开始酝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毛泽东在1956年一再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质上也是讲的扩大民主。没有民主，哪来团结？他一再批家长制作风，就是强调民主作风，他反复提到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无情打击”的倾向，就是那种不团结、不和气、不民主的倾向。他经常讲的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用一种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1956年12月，毛泽东跟工商界人士谈话中讲到东欧一些国家出问题，主要是本国的工作没有做好。联系到中国，毛泽东对他们说，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上是好的，但也会出乱子，不过，“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我们不是板起面孔专门训人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打得他头向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话尽可以讲，不会借故整人的”。毛泽东用生动、形象、平实的语言，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的民主传统、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为了扩大民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他说：“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执政党需要各方面的监督。毛泽东在调研听取汇报时形象地提出“两个万岁”和“两怕”，就是讲对共产党的监督。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毛泽东说得非常生动形象，这里所说的“怕”，是指共产党要接受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七个关系是讲“党与非党的关系”，专门讲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说，我们与苏联不一样，我们继续保留民主党派，有意识地留下他们。

加强制度建设，加强集体领导，是毛泽东在总结斯大林犯错误时得到的一个重要认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在谈到那种脱离人民群众的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崇拜时，毛泽东亲笔加了：“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酝酿并开始实行党和国家中央领导体制的改革。中共八大召开前，交叉召开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这是为召开八大作准备的，其中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人选问题进行反复酝酿。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讲到新一届中委时，提出，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设一位总书记，而上一届没有设副主席，也不设总书记，这样中央核心层的人就多了。毛泽东说：“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他接着解释，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他还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他又一次强调：“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毛泽东还谈到书记处要多几个人，书记、副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这不仅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而且为以后的新老交替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毛泽东所谈新一届中央班子及其核心层的组成问题，通过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得以实现。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讲了未来更长时间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他说，为适应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就要造就大批知识分子，“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这对我们党的建设和中央领导体制的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关于他“不唱主角”的话，是毛泽东跟出席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说的：《论十大关系》“不是我的创造”，“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毛泽东这一年63岁，但思维敏捷，精力充沛，智慧过人，但已提出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而当名誉主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带头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三、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最突出的是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将其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在1956年之前，毛泽东曾先后分别提出过文艺方面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学术方面要“百家争鸣”。1956年2月1日，中央宣传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要向苏共有关方面反映。毛泽东就这份材料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不久，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对不同学术思想乱贴社会主义的标签，乱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帽子的问题，毛泽东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有的人在发言中谈到苏联这方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十大关系时，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有那么多的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双百方针”一提出，便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年，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怀着深情这样讲：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在这个讲话的提纲里，最后写着：“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毛泽东把“双百方针”同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活泼、可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寄托着他对走上适合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现代中国的期望和憧憬。

毛泽东在1956年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形成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丰富多彩，也相当深刻，说得上是我们党的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在刚刚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门，面临着无比复杂的任务和变幻莫测的形势，老祖宗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别国也没有提供成功的先例，因而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不足，还没有来得及制定和明确地规定可在较长时期内适用的党的总路线或基本路线，以规范全党的行动，指导全党的工作。由于理论还不够彻底，行动上也不可能相当自觉。一遇什么风雨，尤其是大一点的风浪，就会出现摇摆和动摇。尽管如此，但党在这一时期的经验总结和认识成果，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