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新生

       1949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我和吴克华军长来到松柏常青、古刹耸立的八大处。在一所四合院内，见到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同志。叶剑英同志热情地询问部队情况。随后，又给我们谈平津战役的形势。
       党中央决定成立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平津卫戍司令部。聂荣臻和薄一波同志分别为平津卫戍司令部司令和政委，叶剑英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彭真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
       领导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的进程，比原来预料的还要快。眼下，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在和傅作义进行谈判。因此，解放北平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如果敌人不接受我方的条件，我们就打进去；如果他晓大义，接受人民的和平条件，北平就可能和平解放。中央和军委都在积极争取其和平解放，创造一个“天津方式”之外的新方式。
       领导同志还告诫我们，和平是手段，解放才是目的。没有强大的军事压力，对方是不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部队需要作好进攻的准备，丝毫不能松懈。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作好多方面的思想准备，迎接这场特殊的战斗。
       1月18日，我军西直门方向前沿部队报告：西直门内开出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车子一直开到我方阵地前。经过盘问，知道是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率北平各界代表来和我方谈判，并要求见叶剑英同志。
       我们立即将情况报告总部。总部当即回电，指示由我们接待。我和副政委欧阳文同志在海淀接待了他们。这个代表团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有吕复（中国大学教授）、康同璧（康有为之女）、王乔年、马振源、张宝万、卢其然（女）、冯莲溪（女）、刘鸿瑞、郭树棠等11人。他们推举何思源先生为首席发言人。何是山东菏泽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法国，曾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1946年11月调任北平市市长。因追求进步，爱好和平，为蒋介石所忌恨。1948年6月，被蒋介石罢免了其北平市市长职务。但他继续为和平奔走，多次与傅作义促膝谈心，劝傅作义尽早摆脱蒋介石。他于1月17日组成11人的“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和谈代表团”，并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蒋介石得到通电，大为恼火。指令保密局长毛人凤：“何思源早已背叛党国，留有何用！”毛人凤心领神会，密令北平特务组织在位于王府井北口锡拉胡同的何思源寓所安放了两枚定时炸弹。17日夜，何夫人及长女何鲁丽、长子何理路等被炸伤，次女何鲁美被炸死，何思源先生幸免于难，但左臂也被炸伤。何思源先生是强忍悲痛，臂缠绷带出城谈判的。
       当晚，我们和11名代表进行了交谈。在我致欢迎词后，何先生表明了来意，他说：“现在国共双方，城下对峙，枪炮一响，文化古都将顷刻变为灰烬。我们受200万北平市民的委托，希望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对北平这座古城实行和平解决。”
       随后，吕复、康同璧也相继发言，表达华北民众要求和平的意愿。
       我也向他们表明我党我军的立场，我说：“保护文化古都，大家都要尽心尽责，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责无旁贷。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北平，但现在的关键在于傅作义将军的态度。”
       何先生说：“傅作义将军为了保护北平这座700年古都的文化古迹，为了保障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他已经表示和平解决的主张。”我即插言：“我们认为不是傅作义保护了北平城，倒是北平这座古城保护了傅作义。”
       停顿一会儿，何先生接着说：“傅作义将军向来是尊重民意的。他的部队一向注重军队纪律，不扰民，不害民。”
       听到这里，我严肃地问道：“照何先生这样说，傅作义如此爱民，那么，我们解放军要革傅作义的命是革错了。”
       何先生一时无言以对，非常尴尬。这时，一位姓王的先生站起来为何思源先生解围说：“请莫将军不要误会，解放军是为了解放人民的革命军队。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根本不能和解放军相比。何先生的意思是说，在国民党各派系军队里面，从纪律方面而言，傅作义将军的部队要比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好多了。”
       我看了王先生一眼，态度也缓和下来，接着说道：“那么，请诸位告诉傅作义，要看清时局，深明大义，不要把破坏北平文化古城的责任转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傅作义将军不是自认为很能打仗吗？那么，请他把部队拉出北平城来，我们让出一片战场，彼此较量一番。”
       一个代表提出：“贵军不要逼得太紧了，要给傅作义将军一个考虑时间，给他一条路走。”
       欧阳文同志当即回答：“摆在傅作义将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接受我们的条件，把部队拉出城来改编；另一条是顽抗到底，我们被迫攻城，与其一决雌雄。不过，城破之日，老百姓和文物古迹的损伤，这笔账是要算在傅作义头上的。看来，不是我们给他一条路走的问题，而是他走哪条路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围而不打，已给傅作义先生留下了考虑时间，请何先生转告傅作义，我们还可以给他几天时间，等待他的答复。但是，要告诉他，人民不允许他以和谈为名，拖延时间，继续与人民对抗。”
       代表们又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一一作了答复。最后，我问：“诸位对毛主席的八项条件有何意见和看法？”
       何思源先生当即表示：“毛主席的意见本人赞成，只是傅作义将军对惩办战犯的条款，还有疑虑。因此，战犯问题是否待成立人民政府之后，由法庭考虑为好。”
       因他们是代表北平各界，而不是代表政府的，所以双方只是交换一些有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见，不可能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但代表们要求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
       第二天，我们根据总部的指示，送这些代表回城。我陪同他们看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一门门大炮直指蓝天，其中有在塔山阻击战时总部给我们的3门大口径大炮。他们对我们有这样强大的炮兵而感到惊讶。我指着一门门竖起的炮口，对他们说：“如果傅作义将军不肯悔悟，我们可以打，而且有精良武器和高超的战术，既能攻下城市，又能尽量保护古都。请代表们转告傅作义将军和北平各界人民，我们力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代表们点头称是。康同璧是广东人，她听出我是广西人，就用广东方言对我说：“这些人是各界代表，但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我很坦率地告诉她：“这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不论谁来，我们的政策都是这样的。”临别时，代表们纷纷拿出名片，约我们进城后再见面。他们表示回城后要尽力为和平奔走，争取古都早日解放。
       我们送走各界代表不久，就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示：北平解放后，由我们四十一军担负警备北平的任务，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彭真同志在北平南郊的良乡向我们具体交代了警备任务，并确定吴克华为警备司令，我为政治委员，欧阳文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警备司令部成立的布告已印制好，让我们进城后就把布告贴出去。我们领受任务后，把印好的布告和印章都带了回来。过了两天，上级又通知我们，警备司令部改由兵团组织，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任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明治、吴克华同志任副司令，我任副政委，刘道生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部队进城后张贴的就是这第二种布告。由于这种布告都已张贴出去了，而第一次印制的布告因变更作废没有使用反倒保留下来了。现在北京档案馆保存的一张北平警备司令部成立的布告，就是第一次印制的布告。
       警备北平的任务非同一般。我和吴克华、欧阳文、李福泽等同志商量，抓紧时机召开党委会，先让党委一班人统一思想，明确认识。会议开得很短，但确定的问题相当重要。会上吴克华同志明确提出，我们军的工作重心由攻取城市转变为警备大城市，全军干部战士必须适应这个转变。我从政治工作的角度，阐述了这次进城的重要意义。会议形成一个决议，其中写道：“我军进城，是代表我党、我军进城的，因此，我们政策纪律之好坏，不仅是我一个军，而是全党全军对国内国际有极大影响。”“我全军干部战士，对北平城内的一切工商业市政文化、名胜古迹、国家仓库、财产物资及一切公共设施，只准看管，不得动用；只准保护，不得破坏；空手进，空手出，切实做到秋毫无犯。”
       军党委会后，立即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政策纪律教育。教育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一二三师采取“评入城资格”的做法（后来发展到全军），他们制定了六项纪律：一是爱护城市，不准破坏；二是看守警卫，原封不动；三是空手进去，空手出来；四是立场坚定，不腐化，不被坏分子利用；五是不违反警备规则；六是有责任心，别人犯错误及时制止。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驭手，一个一个评，谁不够条件，就不得入城执行任务。
       一二一师搞了“政策点名”，操场上站满了战士，由一个干部拿着花名册，念一个名字，点一条政策纪律，要求战士对答如流。战士们把警备城市的政策和纪律写在小纸片上，贴在枪托上，以便随时背诵。那些天，部队驻地锣鼓声、歌唱声此起彼伏。军和师的宣传队排演了一些宣传遵纪爱民的节目和京剧《闯王进京》，告诫大家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经验教训。
       “爆竹声中旧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时值春节前夕，在繁忙的工作中，警备司令部在颐和园石舫边招待军管会、兵团、华北兄弟部队和我们军的团以上干部。万寿山松柏青葱，昆明湖坚冰未消。大家聚在石舫附近的湖边，叙友情，谈未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叶剑英、程子华等领导同志，举杯给大家敬酒，叶剑英同志祝同志们春节愉快。程子华司令员代表警备司令部给大家敬酒。他说：“北平解放在即，让我们为北平的解放，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干杯！”会后，大家到紫光阁参加交谊舞会。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加上北平地下党长期的艰苦斗争和各界群众的推动，傅作义将军终于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月22日，他通过华北“剿总”的机关报《平明日报》宣布接受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意见，并且向北平守军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和平改编的通告》，城内20多万军队陆续向城外开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新闻媒介也在同一天刊登了蒋介石于1月21日中常会上宣布引退的特大新闻。消息传来，如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古都，200万北平市民喜气洋洋，奔走相告，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我们这些为北平和平解放浴血奋战的解放军指战员，更是以无比激动的心情，与北平市民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与此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电令我军的一个师准备进城与傅军交接防务。军里决定由我率一二一师进城。
       1949年1月31日，是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虽是数九寒天，但北平到处弥漫着春的气息。巍峨耸立的北平城楼，披着银装，在冬日的照射下，晶莹闪亮，显得格外高大与雄伟。门楼下，城门大开，行人络绎不绝，一张张绽开的笑脸，互相传递着春到古都的信息：“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城了！”
       12点30分，经过一上午的精心准备，我带领一二一师出发了。我站在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上，后面是一名战士手擎一面鲜艳的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掌旗兵的两侧，是两名护旗兵挎着冲锋枪，护卫着神圣的军旗。随后是一辆中卡车，车上是警卫班，配有轻机枪、六○炮。接着是前卫连，之后是蔡正国师长、李丙令政委率领的师部，再后是接防的部队。当我们来到西直门时，城楼上还站着荷枪的傅作义的士兵，他们拒不交出城防，说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后经我严正交涉，他们才同意交接防务。这样，北平城门上，换上了身着草绿军装、臂戴“平警”臂章的解放军战士站岗。古都北平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在城头迎风飘扬！
       我乘坐的汽车一进入西直门，迎面跑来一大队的学生、工人、市民。他们有的摇着彩色小旗，有的高呼口号。有一辆广播车停在路旁高声播着：“北平得到了真正的和平！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突然间，不知从哪里涌来那么多的人群，包围了我们正在行进的队伍，那些活泼热情的女学生，在队列的左右扭起了大秧歌。她们一边扭，一边唱。还有的女学生的衣服上用粉笔写了很大的两个字：“解放”。看这眼前热烈动人的情景，听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和震耳的爆竹声、锣鼓声，使人真的感到北平是解放了！
       我乘坐汽车来到洋楼林立的东交民巷——这里是当时的领事馆区，在一座日本式样的小楼里，我见到了先期来到这里的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他是随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一起进城的。我向他汇报了四十一军一二一师进城的情况。他让我们尽快接防完毕，做好以公开的武装力量对付暗藏敌人的准备，要切实注意遵守群众纪律。
我离开东交民巷，便驱车来到一二一师驻地旃坛寺。这里更加热闹，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的学生来到这里同部队联欢。师政治部主任何英同志和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在台上讲话。著名舞蹈家戴爱莲领着一批进步学生，跳起优美的青春舞，博得战士们热烈的掌声。联欢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到了午夜，爆竹声、歌声还不时传来。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想到这3个月来的战斗生活，想到蒋家王朝将彻底覆灭，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啊！如果不是能够扭转乾坤的巨手，怎能指挥这般伟大的战争？重温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使我更加感到毛主席军事战略思想的英明正确和指挥艺术的高超。真是用兵如神，胸中自有百万兵啊！（摘自《莫文骅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