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敬与爱

母亲钟石川这一生，走得很不容易。

她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幼年生活十分优越。1935年，13岁的她在上海市中国女中读初中时，便追随该校女教师、归国华侨、中共秘密党员罗叔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协助进行党领导下的大众文化工作。一二·九运动中，她和爱国学生高唱《毕业歌》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图存、共担天下兴亡的道理。她们这支女学生歌咏队，曾把《救中国》、《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唱红于上海。母亲晚年多次自豪地说：“我是一二·九运动队伍中的一员。”《毕业歌》的歌声，直到她临终，仍回旋在病房里。

1936年，她年仅14岁，外表十足一个柔弱的少女，却大胆加入共产党人协助民主运动领导人沈钧儒创建的救国会。那时，国民党主张“先安内，后攘外”，禁止抗日团体活动，母亲因热情参与救国会各种活动，而被中国女中取消升学资格。但是，她在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后，还参加了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成为大同附中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高中毕业前夕被该校开除。

1939年，母亲通过文化补习，特别是英语补习，以优异成绩考取沪江大学教育系。沪江的文凭美国也承认，沪江的学生在上海滩教教英语，就有一碗好饭吃。母亲容貌与气质出众，身边不乏热烈求爱的富家公子。但是，她却于1940年18岁那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父亲高景平担任支部书记的沪江党组织成员。她冒着生命危险，活跃于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各处，从事爱国学生运动。

1942年，父母亲刚在上海结婚，便被日、伪特务追捕，奉命撤往新四军军部黄花塘；而后，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淮南中学任教，数年辛勤耕耘，培养了许多大有作为的人才，其中有以后闻名各界的专家、教授、艺术家和党政军干部。经母亲一再动员，外婆王自立与小舅舅钟敏，也毅然辞别上海，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外婆随军工作7年。年仅17岁的小舅舅，在1946年护卫淮南军民北撤的战斗中失踪。母亲总对我们说：“我弟弟为民众而死，虽死犹荣，天地都知道的。”

1946年国民党的第74师等重点进攻淮南。我们的父母亲带领“淮中”数十名学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从天长县穿越大片洪涝区，向北方转移。记得母亲曾对我们说，北撤途中，她穿草鞋的双脚走得血肉模糊，并且身患疟疾、时冷时热，又随身带着只有两岁多的儿子格利，几乎每一天都在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中度过。但是，她却从不退缩，一边跋山涉水，一边授课，坚持走到胶东半岛。随即，便在被敌军围困的烟台根据地继续办学，培养人才。她曾说：“如果我那时被敌人抓捕，并遭受酷刑，那我就是一名‘江姐’。”

1949年，母亲随陈毅所率“三野”南下后，一直在上海工作，历经了多少风风雨雨，但她无怨无悔、艰难探索、奋力前行。

离休前，她任长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多次疾呼：“民主法治是强国之本，知法、尊法、守法、执法是当务之急”；并留下她的浓浓遗墨：“依法治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表达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殷切心声。

离休后，母亲创建长宁区老干部大学暨老龄大学，任校长十余年，为该校赢得“全国老年教育优秀单位”等数十项奖状，并引来境外老年教育考察团观摩学习，获得高度赞赏。但是，她却从不肯领取任何报酬，反而为教务多次出资。母亲曾于病榻上，专为政治民主化与民众生计、社会保障、实体经济发展等，写建议给市领导。她留赠在职干部的最后题词是：“居安思危，勇于创新”，“廉洁奉公，民生为大”。

母亲逝世后，党组织给她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在2013年3月1日，母亲终于走完了她91年的革命历程。

母亲逝世，使我们子女至今悲痛难遣。她的老战友们，也深为惋惜怀念。我们为母亲写了副挽联，概括其在艰难中寻求辉煌的一生：“豆蔻年华忠贞报国矢志服膺终身无悔  风雨人生勤勉为民忘我奉献浩气长存”。

母亲的精神与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