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伟大的历史丰碑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回望历史，伟大的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两者密切结合，相互推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到了划时代的重大作用。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分界线，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开启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从此，中国近代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
                                                                                                                                 一
      中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黑暗悲惨的深渊。面对凶恶的敌人，我国人民曾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长达近80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直至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所有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皇朝，换上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军阀割据和混战，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丑剧相继上演。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同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推向丧权辱国、民穷财尽的境地。
      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农民战争或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革命需要有更先进的革命理论加以指导，需要由最先进的阶级加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1919年发生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正是适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需要。
      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为五四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新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一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国民的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曙光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这为迎接五四运动这场革命风暴的来临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二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随之壮大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三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打开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口。五四运动正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号召下发生，成了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二
      五四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爆发起来的，其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一方英、美、法、意、日等27个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大会”，中国由外交总长陆征祥率团参加。这次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等要求。但前面两项提案提交和会最高会议时，都被“不在和会权限之内，不予讨论”为理由，遭到拒绝。和会只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讨论了山东问题。
      山东是我国的一个临海省份，其东部的山东半岛伸入渤海、黄海之间，半岛两侧的胶州湾、威海、烟台、龙口等地，宜于建造军、商港口。据史料记载，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名德籍教士被杀，派舰队攻占了胶州湾，随后迫使清政府签约，将胶州湾地方借与德国，准其在山东建造胶济铁道，铁道左右各30华里的矿产，德人有开采权。这样，山东省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和胶州湾也成了“国中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于1914年8月对德宣战后，即派日军2万余人在龙口登陆，深入山东内地，11月占领青岛，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于是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均为日本所取代。1915年1月，日本政府又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山东问题。日本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而且要求掠取各种新的特权。袁世凯正急于复辟帝制，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5月9日竟表示完全同意日本的要求。袁死后，段祺瑞掌握北京政权。1917年初，日本又同英、法、俄、意四国达成秘密谅解协议：四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负责使中国对德宣战。段祺瑞政府在对德宣战后，为了获取日本的借款，又向日本进一步出卖了山东的权益。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讨论，西方列强采取了对日本妥协庇护的态度，日本方面趾高气扬，强调山东问题已属既成事实，胶州湾事实上已为日本占有。和会竟按照日本的意志作出了决定。中国不但没能收回山东的权利，反而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并写进了《凡尔赛和约》。至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完全失败。而北洋军阀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全国哗然。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了。
      北京青年学生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站在斗争的前列。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大会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长陆宗舆都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此成为最受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示威群众包围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大批军警赶来镇压，逮捕了学生32名。
      学生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迅速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他们还到街头进行爱国讲演，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被捕入狱的学生，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了“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的献身精神。五四爱国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各地学生纷纷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在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南洋华侨学生也积极响应展开爱国活动。由于学生罢课和社会舆论的压力，5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决定释放被捕学生，学生于5月7日开始复课。但各校复课后的第二天，反动政府便大肆反扑，对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学生施加政治迫害；5月14日又下达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以“十人团”的组织在北京市内和附近铁路沿线演讲。6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公然表扬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再次严令取消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慨。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进行街头演讲，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6月3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比前两天更多，达5000多人，他们迎着军警马队的冲击，临危不惧，英勇不屈。
      北洋军阀政府大批逮捕北京学生的暴行，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这严重关头，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举行声援学生的大规模罢工，6月10日进入高潮，罢工工人达六七万人。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由于工人阶级参加战斗，使斗争突破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工、学、商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不到一个星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全国性的“三罢”斗争，猛烈地冲击着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撤去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至于巴黎和会，北洋军阀政府虽已决定在和约上签字，但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反对，未敢坚持这个决定。6月28日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时，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的成果。
                                                                                                                                  三
      在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交融一起，相辅相成。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蓬勃的发展。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针对当时十分猖獗的封建复古的反动思潮，向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展开了勇猛的进攻，并把矛头指向“孔学”，曾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们认为，为了使中国真正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他们大声疾呼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在批判几千年来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神授”论的同时，陈独秀针锋相对地指出：“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他强调中国人只有打破“三纲主义”（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抛弃奴隶道德，实现个性解放，争得人权平等和人格自由，使多数国民觉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才能建立起真正共和立宪的民主政治。新文化运动的战将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赛两位先生（指Democracy、Science，即民主、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广阔道路。此后，新文化运动逐步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转变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
      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本人也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这是中国人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介绍。此后，《新青年》不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由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也不断刊登有关十月革命情况的文章。
      从1918年到1920年间，各地许多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等，接触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毛泽东在湖南建立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赵世炎组织少年学会，出版《少年》等。这些团体和刊物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以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经过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熏陶，培养造就了大批有觉悟有才干的优秀人才，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进行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是五四运动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四
      时代洪流奔腾向前，如今，五四运动在历史的记忆中已经过去90年了。从1919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在五四以来的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这大庆之年，迎来光辉的五四运动90周年，抚今思昔，令人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
      今天，中华民族正以气势磅礴、日益富强的雄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儿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昂首阔步，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自豪。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绝不能忘记五四的革命历史和光荣旗帜，一定要继续弘扬五四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
      当前，我们国家的发展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明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为此，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发扬民主和依法治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当前特别要齐心协力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奋发图强，共克时艰，努力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而奋斗。
      让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丰碑永远竖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