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前是战争年代，已记不清穿什么样的袜子了，也许是祖母用针线缝制的粗布袜子吧！我有一张我儿时的照片，我们一群“二野”子弟或排坐或被母亲抱着，好像都不穿袜子。妈妈说过抗战时我们军队几乎没发过袜子，解放战争军队开始发袜子，都是支前妇女昼夜赶制出来的带厚厚袜底的布袜子，据说可结实了，行军打仗几个月都穿不烂呢！
1953年春节前，全家随父从大西南重庆调入首都北京安家。经过考试，我进入北京育才小学，成为二年级的小学生，结束了在战争中一直读小学一年级的动荡不安的学习生活。起初，这里和“西南重庆市人民小学”一样是供给制。我在重庆读书时“人民小学”的第一任校长是卓琳，她是邓小平伯伯的夫人，她对这批“二野”部队从战争硝烟马背上抱下来的顽童们十分爱护。她不但亲自教我们读书识字唱歌，还教我们着衣穿袜。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穿上每个人量过尺寸而定做的闪亮的皮鞋和崭新的洋袜子时，这群“小土包子”个个乐得合不上嘴。我拉着同室同学邓朴方、林小安等携手下楼梯时，看看自己的新鞋袜，再看看对方的新鞋袜，简直不敢下地，生怕泥土弄脏了我们的新鞋新袜……
进京上了育才小学，阿姨教我们如何洗袜子和衣服。我们的小手大都在洗脸房水管下匆匆忙忙马马虎虎冲洗了事，洗得不干不净。
后来妈妈发现我们还不会洗衣袜，周六放假回家时，我和弟、妹都是把一周的脏衣袜全部换下，那时可没有什么洗衣机，父母正忙于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也顾不上洗我们五个子女的衣袜。奶奶年迈，还裹着小脚，只能洗洗自己的衣服。妈妈就请了一个“临时工”，周日这一天来洗全家衣服。这个阿姨说，我们的衣服又脏又破，鞋袜又臭又脏，真想不到“这么大的官家里没钱买新衣新袜”。我记得那时的袜子是一种又粗且硬的“纯棉线袜”，我们男孩在校踢球跑步又正长个儿，所以五六天不换，自然是臭不可闻，难怪这个阿姨洗的时候直犯恶心。洗完的衣物由妈妈、奶奶帮忙晒上，这个阿姨就匆匆走了。夕阳下妈妈和警卫员又忙着收起满院满绳的衣物。爸爸的衣袜总是由妈妈亲自叠好，有时还得用煤火烙铁熨好，因为要会见外宾的。有时也免不了缝补一下“首长”的衣和袜，有的衣裤鞋袜缝补后稍改一下就“下放”给我们穿了。
我记得奶奶最发愁为我们缝补袜子。她戴上老花镜，用木制的脚型的“袜撑子”，袜子套上去，就粗针大线地缝起来了。破烂的地方得先用各色大小不一的补丁补上“前掌”和“后掌”，一年半载下来补丁摞补丁，缝补处似铜钱般鼓起来越来越厚，穿上后都硌痛我们稚嫩的小脚。每个孩子一共就两双这样的袜子轮流补，最后奶奶不得不笑着对妈妈说：“孩他娘呀，你看看这袜子都烂成啥样了，我实在补不上了，你能再给孩子们买双新的吗？”妈妈这时也拿起五颜六色重重叠叠的补丁袜子笑了：“好吧！下周我去给孩子们每人买双新的！”
上世纪60年代，我上高中以后，下放到河南当知青，发现农场大多数农工只在严冬才穿上袜子和自制的“棉靴”，有时农闲不下地还穿一种木底上了桐油的木靴子（里面塞满了麦秸或稻草，再穿上厚厚的自制的棉袜），好踏上冬季冰封的大地。
“文革”中出现了新潮的塑料凉鞋，曾大受我们农工青睐。因为春夏秋都能穿上它下地，不必穿袜子。收工回来，到井旁打上一桶水一冲，鞋和脚都干净了，即可端上大饭碗蹲在地上吃饭了。但这种塑料鞋并不经久耐穿，几经折腾就断裂了。开始我们用烧红了的烙铁烫化了接上再穿，当然也坚持不了多久，就又开裂了。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味大幅度提高了，穿着色泽鲜艳而又经久耐磨的“尼龙袜”不久，又嫌不透气很快也被淘汰了。“混纺的好！”尤其加上纯棉和羊毛的更好，又透气又舒服。后来我也当上“军官”和“国家干部”了，换洗袜子也越来越勤，到今天各种质地的袜子几乎都试穿过了，每天换洗也不用搓衣板使劲揉了，扔到洗衣机里自动清洗又能甩干。老奶奶也过世了，她补袜子的“木撑子”早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想起来怪可惜的！保存下来这种“南泥湾”式的艰苦朴素的东西是个“文物”呀！可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忘记艰苦朴素的过去！现在我穿的袜子不但两天就要换洗，而且每人的“拥袜量”也今非昔比；到超市竟然“三双一组”、“半打一捆”买起袜子来。不久前一位制袜的老板朋友竟然一下大手大脚地送给我两礼盒各种袜子，还是每盒一打。老婆说：“够你穿一辈子了！”我也打趣她：“你和女儿的长裤丝袜和长中短筒袜，还有什么没腰的隐形袜子也多得你们都数不过来了吧？”
从穿袜一事可窥全貌，如今的日子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