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革命老区的历史性贡献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具有独创性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农村根据地（现称为“革命老区”）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际，新闻界、史学界纷纷聚焦井冈山、瑞金、陕甘宁、太行山等著名革命老区。其实，邻近上海、南京的苏中平原，也有一个贡献巨大的老区——南通革命老区。这里先后是红十四军、新四军和华中解放军的根据地，曾是蒋、日、汪的眼中钉、心头刺，扎得他们坐卧不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特殊、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往出版的革命史、党史著作和文献却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淡化了对南通老区的记载、描述和评价，以至今日南通也有很多党员干部和青少年竟然不知道自己脚下这片颇值得自豪的红色土地的昨天，这显然是有失客观公正、令人遗憾的！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南通革命老区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和鲜明特点。
　　第一，南通老区坚持斗争、发挥根据地作用的时间，几乎贯穿我党践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全过程。
　　南通地区是江苏最早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地区。在1927年毛泽东同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带领部队挺进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后不久，如皋、泰兴两县县委于1928年3月即共同决定举行“五一”农民大暴动，分别于4月30日、5月1日，正式竖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参加暴动的群众达6万人之众，随后建立了“如泰工农红军”。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决定建立江苏境内第一支正式的工农红军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1930年4月3日，在如皋贲家巷召开了数万农民参加的大会，宣告了红十四军的建立。红十四军驰骋在通海如泰地区，狠狠打击恶霸地主武装和国民党保安团，发动群众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普遍建立县、乡级苏维埃政权或工农兵委员会，开辟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15块红色根据地之一，其范围遍及启东、海门、南通、如皋、泰兴、泰县、靖江、东台等8县市。后来,虽因蒋介石重兵“围剿”，加之自身缺少经验等原因，红十四军归于失败，但在通海如泰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并留下了红色种子，党领导的几十个游击小组不时出击,这为不久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四军在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派挺进纵队北渡，旨在建立苏中抗日根据地。陈毅明确指出：“这一地区原是红十四军的发源地，群众基础较好；黄桥地处如皋、泰兴、泰县三县中心，便于向通如海启发展，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我新四军留在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慑日寇与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1940年7月下旬，陈毅挥师东进占领黄桥，不久又依靠苏中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持，坚决反击韩德勤部3.5万人的“围剿”，取得了黄桥决战重大胜利，根本改变了苏北敌、顽、我军事力量的对比，从此新四军成为苏北抗日的主要力量，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连片发展，取得了全国最为成功的反“清乡”斗争胜利。
　　解放战争中,苏中抗日根据地成为苏中解放区。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5个整编师、15个旅、12万余兵力于7月中旬气势汹汹地扑向苏中解放区。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我华中野战军和苏中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取得了“七战七捷”这一我党我军主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首个重大胜利。苏中战役之后，我军主力战略北移，华中一、九分区沦为敌占区。国民党军把我一分区南线定为“清剿实验区”，妄图控制南线，进而控制整个苏北乃至华中，纠集熟悉当地情况的“保安团”、“还乡团”等反动武装，从1946年11月中旬起，先后进行了6期大规模“清剿”。但我南线军民没有被敌人气焰所吓倒，按照地委提出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积极利用敌人顾此失彼的空隙，捕捉战机，粉碎了敌人一次次“清剿”。至1948年初，基本上恢复到1946年11月敌第一次“围剿”前的局面，巩固了红色政权。
　　综上所述，南通老区从土地革命战争之初到全国解放，一直是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农村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长期存在，这在全国革命老区中是很少的。
　　第二，与大多数老区地处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偏远地区不同，南通老区是处于敌人统治最严、势力最强的心脏地带——距南京“仅一日之程”的根据地，对敌威胁、牵制作用特别大。
　　土地革命时期，红十四军横扫如泰通海8个县的反动武装，通海如泰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搞得天翻地覆。敌人惊恐万状，哀鸣“人数分散，鞭长莫及”，“军警疲于奔命”。地主豪绅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纷纷向南京方面派代表、拍急电，惊呼通海离南京“仅一日之程，实为畿辅之患”，强烈震撼了国民党中央政府，迫使蒋介石紧急派重兵“清剿”。 红十四军失败后，通海如泰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党团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少先队秘密恢复活动，党领导的几十个游击小组神出鬼没，不断打击敌人，始终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心腹之患。
　　抗日战争时期，驻在南京的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权，企图通过“清乡”把江苏变成其继续进行侵华战争和实施南进计划、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新四军在苏中立足以后，党在南通地区各地农村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先后粉碎日伪“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使日伪军数万兵力只能龟缩在城镇据点里，而占全地区面积95%以上的农村地区都是我党我军的天下。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下，我军民坚持开展游击战、麻雀战、破袭战，不断消耗敌人力量，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特别是自1944年夏秋后一年间，苏中四分区军民以反据点为中心的军政攻势，战果辉煌，共作战26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600余人，缴获枪支2700余支，大大消耗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日伪本指望南通地区成为其巩固的后方，结果却成了其眼中钉、心头刺，一直担惊受怕，坐卧不宁。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迎头痛击蒋介石集团全面进攻的第一个大胜仗，就是粟裕、谭震林指挥苏中军民取得的“七战七捷”，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信心。苏中“七战七捷”之后，虽然我军主力战略北移，国民党军对这一地区进行疯狂、残酷的“清剿”，但南通地区军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坚持原地斗争，始终牵制住敌人一万多兵力，连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也不得不亲临如皋督战。这有力地支持了解放军主力在外线先后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第三，与一般革命根据地都是地势险要、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山区截然不同，南通老区位于一马平川的江海平原，却能长期直面强敌，红旗不倒，这最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个真理，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土地革命之初，为什么江苏境内第一支正式的工农红军武装诞生在南通农村？这是因为南通农村位于肥沃的江海平原，是闻名的鱼米之乡，也便成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实施高压政策、强取豪夺民脂民膏的主要对象之一。长期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是广大农民活不下去了，如皋农村有90%以上的农民沦为雇农、佃户。因此，南通农民的自发斗争此起彼伏。而南通又是江苏建立党组织、传播革命思想最早的地区之一，在党的领导下，大批贫苦农民迅速觉悟，形成了坚决跟党闹革命的信念。这样，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均已成熟，红十四军一成立，就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响应和靠拢，立即形成燎原之势。广大农民把红军视同手足，红军每到一处，群众就做草鞋，缝补军衣，站岗放哨。每逢战斗，红军在前方打仗，少先队就在后方站岗放哨，赤卫军在前方配合红军作战。老虎庄、汤家沟等战斗，都有几千到一万多农民拿了钉耙、铁搭、大刀、钢叉等武器，沿路和红军会合，参加战斗。红十四军失败后，敌人对红军游击区的人民实行疯狂的反革命屠杀，但是，通海如泰人民却更坚定地跟党继续战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游击战士，支持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1930年底，省委派于咸同志回到如泰地区领导恢复工作，他常常一连十几天蹲在野地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干粮。贲家巷有个王长生送茶送饭次数最多。于咸说：“我吃了你的，你自己怎么办呢?”王长生说：“穷人不忘共产党，我宁可饿一点，也要让你们吃饱了好干革命，领着百姓打天下呀!”正是靠以王长生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掩护和支持，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在南通地区农村从未停止过。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在苏中之所以能屡屡以弱胜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江苏抗日的主要力量，也是因为南通老区人民的全力支持。新四军进驻黄桥后，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集了26个团、3.5万人的兵力进攻黄桥。当时驻扎在黄桥地区的新四军只有3个纵队7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足5000人，敌我兵力非常悬殊。新四军依靠苏中地方武装、民兵、老百姓的直接参战和后勤支援，采取机动灵活、主动出击、包围歼敌的战术，一举歼敌1.1万人，取得了黄桥决战重大胜利。在艰苦的反“清乡”斗争中，我党各级组织和武装在通海如泰农村如鱼在水、如鸟在林，到处有人民的供给、掩护和敌情报告，使日伪如睁眼瞎，疲于奔命，被动挨打，其苦心经营的200华里竹篱笆被一烧而光，3期军事、政治“清乡”计划均告破产。粟裕同志感慨地说：这是“人民斗争的胜利”，真正做到了“党员军事化，农村兵营化”。一个日本军官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新四军之长，不在军事力与经济力而在其组织力”，它“有浓厚的土著性，即武装之农民”。
　　解放战争初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有五战是在南通老区打的。当时我军只有3万余人，而国民党军则有5个整编师、15个旅、12万余人，全部美式装备。但是，苏中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支持，地方武装直接配合新四军主力，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广大民兵破坏袭扰交通运输，做好后勤保障，踊跃报名参军，壮大部队力量。在苏中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我军连战皆捷，势如破竹，一连歼敌53000余人。在我军主力战略北移后所进行的空前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中，我南线党组织、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之所以能顽强坚持，就是敌人越残酷镇压，人民越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冒死掩护、支持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如皋农村一对讨饭的母子在敌人不断搜查的情况下，掩护负伤的区长近两个月的故事，就是当时的缩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南通老区人民组成数十万支前大军，更是令陈毅同志感慨万千，坦言这几大战役的胜利是解放区人民用肩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南通革命老区的全部历程雄辩地证明，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长期艰苦斗争中，我党我军真正的铜墙铁壁并不是天险雄关，而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第四，南通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奉献和牺牲是特别巨大的，其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是特别典型的，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时，数以万计的南通老区人民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家产和儿女的生命，这在全国老区中也是很突出的。
　　正因为南通老区位于敌人的心脏地区，地处江海平原，无险可凭，而又长期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所以敌人对其恨之入骨，实行的报复、镇压、屠杀是反复的、持续的、特别残忍的。南通地区仅记录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近2万人，占江苏全省烈士的一半左右，包括红十四军军长何坤、政委李超时、参谋长薛衡竟、师长秦超，如皋、泰兴的县委书记沈毅、徐芳德、吴亚苏、韩铁心、王玉文、汤仕伦、穆子奇、于咸、吴汝连等，新四军二纵九团团长徐绪奎，南通警卫团团长殷逸，东南警卫团团长王澄、政委鲍志椿，解放战争时期泰兴团的政委、县委书记叶梯青、县长张鹏举，靖江独立团团长、老红军战士何进东，如皋警卫团副团长何正，泰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林之新等等。至于被抓、押、用刑而致残致死的，被烧光房屋、家产的革命群众更是不计其数。南通老区人民在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其“坚定不移跟党干”的精神在江苏、在全国都是突出的，值得全省、全国尊敬和重视。
　　南通老区的上述四大鲜明特点，决定了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在中共党史上应居有重要的、特殊的地位，舆论界、史学界应当实事求是，摒弃旧观念，纠正偏见，为其正名、升位。对于南通来说，应当把南通老区的光荣历史视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今日“南通精神”、“江海文化”最直接的来源而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为推动南通的科学发展注入更高、更强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