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试制
我们首批试制的地空导弹，是在酷热、严寒、平原、高原、干燥、潮湿等十分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能正常工作的武器，它的零部件要能承受高低温、振动、冲击、离心等试验，上天时冲击力是9倍重力加速度（9g），有些零部件的加工和装配厂房，必须恒温、恒湿、超净（1立方米的空间只容许几颗小灰尘），零部件的精密度、元器件的质量要求都很高。导弹又是一次性使用的军品，寿命很短，它的零部件和成品，在制造过程中,由于有些试验做过就不好再用，只能按每批随机抽取若干只做试验，合格则代表全批合格，不合格或则加倍抽取，或则全批报废，不准修复使用。所以要求每道工序要严格把关，元器件要严格筛选，以保证其高度的可靠性。这是研制导弹的特殊要求。
上海试制导弹是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决策，是中央军委、国务院国防工业部门、贺总、聂总和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柯庆施、陈丕显、刘述周同志亲自抓的工作，他们都是根据国家急需，要求上海高质量、高速度试制出导弹，培养出一支研制生产导弹的队伍，建设好研制生产导弹的基地，这是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交给我们的任务。那时，大跃进的错误和严重后果已使我国经济和国防工业遭受重大挫折，中央对经济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决不能重复大跃进的错误，只能根据导弹的特殊要求和我们的条件进行试制。我还向柯庆施同志提出：苏联给我们的设计、工艺、试验资料，是经过实际考验、定了型的，我们还没有干过，修改没有依据，如修改还要经过打靶试验，所以这些资料一律不能改动。三机部有的厂就是由于在大跃进中修改设计、工艺，造成大量报废，影响试制进度，我们不能这样干，否则我无法负责。柯表示同意。后来柯告诉我，他已把这个意见报告毛主席，主席也同意，还说“要先学正楷，后学草书”。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由于保密严格，其他部门也不能插手，避免了许多干扰。
要高质量、高速度试制出导弹，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慎重作出决策。建局开始时，我在抓基建和队伍的同时，也对试制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带了局有关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各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导弹总体和各部件的性能、结构、工艺、试验技术，厂的组织机构、人员和管理情况、试制打算，征求各厂对试制工作的意见。根据调研了解的情况和导弹的特殊要求，吸取三机部各厂试制导弹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局党委提出“三个为主”（即整个工作以基建为主，全面安排以新技术为主，试制工作以技术后方为主）的建局方针以后，进一步确定了以下试制的程序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第一，采取“边基建、边练兵、边试制”办法，争取时间，消化技术资料，组织攻克技术难关，避免在试制过程中试试停停，造成材料和时间的损失，以争得主动。几百项技术难关，每项都是经过多次以至几百次试验才达到要求的。
第二，试制程序分三段：首先是消化资料、排技术难关，其次是过技术关、样品试制，最后才是首批试制。工艺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考核才能参加试制，样品合格才能进行首批试制。
第三，保证质量要靠高质量的工艺装备和专用设备，很多工装的质量要求比零部件还要高一级，全弹工装多达12000余副。各厂首先要抓工装和专用设备的设计和生产，这是试制的关键。各厂都组 织工装设计人员到对口厂去学习取经，得到他们的热忱支持，不仅给我们以指导，有的还将他们加工好的工装送给我们。总装厂没有搞过航空航天产品，不懂模线样板，我到沈阳飞机厂请求帮助。厂长陆纲同志是我的老战友，党委书记也是从上海调去的老同志，他们热情积极地帮助我们上马，调工装车间的工段长陈长茂带着工人来上海，起了关键作用，后来陈长茂还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劳动模范。此外，上海的江南造船厂、重型机器厂、工具厂等也帮助我们生产了很多大型工装、模具和专用刀具等。试制中所需设备除国家订货外，都由市领导安排有关工厂供应，他们知道是国防尖端产品的需要，都有求必应。
第四，严格管理，严格技术检验和设计、工艺、试验纪律。苏联来的设计、工艺、试验技术资料和规程一律不能变动，个别非变动不可的，必需经过充分试验合格并经过批准。在试制自动驾驶仪中，设计规定要用高加索姑娘的头发作材料，我们只好改用新疆姑娘的头发，并经过强度、弹性、冲击等试验合格后才批准修改的。
局党委把国际形势，国家急需尖端技术产品，要“分秒必争，一丝不苟，打基础，出成果”的指导思想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纪律等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在职工中反复进行教育，使之深入人心，使广大职工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识到任务光荣、责任重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执行设计、工艺技术文件和各项规章制度、纪律的自觉性。在此期间，我主要是住在总装厂，和厂领导一起抓基建、攻关和试制，同时也去各部件厂抓练兵和试制。我常在晚上11点钟到车间班组，了解开展练兵和试制的情况，看到基层干部和工人的干劲很令人感动。那时国家经济困难，职工生活很艰苦，但他们毫无怨言，自动加班加点练兵和开展试制。当时职工自觉性较好，“大跃进”对我们的影响也小，很少发生成批报废，影响质量、进度等严重事故。
二局的基建和试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主要靠中央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的支持。在试制过程中，中央军委和各省的领导同志还前来参观指导，周总理到上海仪表厂参观自动驾驶仪，聂总到新新机器厂参观发动机，粟裕、许世友、陈丕显、魏文伯、谭启龙、叶飞、江渭清、王任重、李井泉、李葆华等都曾到新江机器厂参观过，柯庆施还亲自来检查。1964年8月，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在文化俱乐部参观了我们试制的导弹“先锋批”来不及总装的零部件。这些都体现了中央和各省市领导同志对研制导弹的重视和关怀，给了广大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试制导弹还要有强大的元器件配套网。这些产品，大部分都安排在三、四机部217个工厂生产供应，还有一部分（包括3000多种原材料和元器件）是安排在上海市的77个工厂和研究所试制供应的。由于三、四机部在内地的工厂受到当地生产技术水平和条件的限制，反过来又要求上海的一些工厂和研究所替它们协作配套，我们建议召开协作配套大会，三、四机部领导很重视，由主管副部长带队前来上海主持大会，进行协调和交流，我也前去有关厂检查质量和协调进度。这些配套的元器件要求高、数量少，都得技术攻关，大家都是本着急国家所急、为国防尖端多作贡献的光荣感来承担任务的。当然做好了，工厂产品也可以升级换代了。
二局的基建，是在国家经济极端困难时上马的，中央、军委和上海市委都尽了最大努力。1961年中央给了700万元，市里给了900万元。考虑到三机部设计院曾经为部的导弹厂进行过改扩建设计，有经验，我们请他们和上海建筑设计院合作进行设计。我们各厂除总装厂外主要是改扩建，总装厂房则是新建，为了争取时间，采取“边基建、边练兵、边试制”的办法。我们考虑在有苏联全套技术资料和对口厂的先行经验的条件下，“三边”不会出大的问题。只是当时总装厂还未组织好，又没有经验，基建修改多，经常要停工等设计，基建队伍就被拉到其他工地去了，设计改好了却不能马上回来，影响进度。市委要求1964年年底前必须完成首批导弹试制任务，所以我要求在修改设计时基建队伍不能撤走。主管基建的陈丕显同志下令新江厂的基建队伍不能动，修改设计时即使窝工也要等，这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问题，确保了总装厂房的及时完成。
1962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全国各方面的建设工程纷纷下马，而我们却逆风而上。在这关键时刻，三机部没有投资下拨了，眼看基建要停，试制难以进行，我向柯老汇报，他找了贺总，贺总和罗总长商量，从军费中拿出500万，上海市也拿出200万，度过了难关。 1963年经济情况有了好转，1964年基建就完成了，共投资了3100多万元。
1963年秋，试制已到了关键时刻。为了更全面、深入地掌握导弹试制的工艺试验技术，我们要求各厂组织全套干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到对口厂进一步学习，我也带领总装厂全套人员到112厂、同时就近到120厂（发动机）和119厂（自动驾驶仪）学习。我们住在112厂，逐道工序了解工艺和试验技术，吸取经验教训，并听取对我们试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厂长陆纲很热忱地照顾我们，还切实地介绍了他们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增强了我们对完成任务的信心。回来以后，七机部二院副院长钱文极率工作组来沪，要求我们在1966—1967年把导弹试制出来。他向市委汇报，柯老在北京开会，由常务副市长曹荻秋听取汇报后，曹市长提出“如能在1966年试制出来就不错了”。但在后来市委的一次会议上，柯老很严肃地对我说：“必须在1964年试制出来，如1964年12月31日晚上12时前不试制出来，我就找你萧卡算账！”我虽然心中已比较有数，但对这“军令状”却很突然，我想了一想说：可以拿出来，但有两大问题请支持解决：一是基本建设要抓紧，不搞好就无法试制；二是现在总装厂80%是青工、艺徒，对制造弹体和总装配显然不行。请柯老将苏、浙、沪三地1962年精简回乡的四级以上技术工人请回800-1000人给总装厂才能解决问题。他表示同意。以后陈丕显同志下令在总装厂的基建队伍不能动，即使窝工也不能动；柯老又通知江浙两省，由我们派人去招回600多名老工人充实新江厂，解决了两大问题，也给了上广厂100多人，增强地面设备力量。上海航空工业是缺门，只有一个飞机修理厂。罗瑞卿总参谋长经过上海时，陈丕显同志要我和艾丁同志去向他汇报我们的试制情况，我向他提出我们没有懂铝合金的钣金工，请他帮助解决几个种子工人。他要空四军从飞机修理厂支援了2名飞机钣金工，作为我们弹体钣金工的骨干。
1964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我任新江厂四清工作队长。我采取：以“四清”促试制，保出成果，又以试制出成果检验“四清”工作的成效，要求做到两不误、两促进。主要是要求厂党委和“四清”工作队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掌握政策，尊重厂党委和帮助各党支部的领导干部提高认识，主动交代问题，认真做好下楼检查，以取得职工的信任，同时也做好群众的工作，抓原则问题，非原则问题不要揪住不放，使干部放下包袱，抓好试制工作。
1964年10月，新江厂在对铝镁合金的三舱滚焊时，因焊接设备调试不当，发生烧穿舱体事故。在车间向厂党委汇报时我适在党委开会，听到此讯息，大吃一惊，身不由己地流下了眼泪，深感已迫近年底，如因此耽误年底出成果，对全局几年来的辛勤劳动难以交代，对国防的急需和市委下达的任务也不好交代。当时在场的厂党委委员也几乎都流泪了。随后在车间召开了现场会，大家听到此消息，也不约而同地流了泪。这次事故，我们考虑是匆忙和不慎造成的，没有对车间工人和干部给予处分，只是要大家从中认真检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珍惜还有的两个月时间，严格工艺纪律，特别是对三舱的焊接设备在加工前要精心调试，以确保产品完全合格。
12月20日首批试制的导弹完成总装，经各种例行试验合格，提前完成了导弹试制任务。1965年11月27日到12月11日，首批红旗一号战斗弹3发在飞行试验中射击模拟目标，都满足试验大纲的要求，完满完成了任务。（全文完）
（萧卡附言：此文是我病后与吕德鸣同志共同写出的。是仅凭我亲身的经历写出的局部情况，不是写机电二局的整个工作，主体情况无误，细节不准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