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上海黎明的殊死斗争

蔡明璇

大上海，1949年5月回到人民的怀抱。6月，我们一批热血青年，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在此之前，我是新陆师范学校的学生。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力量较强，国民党、三青团势力也很猖獗，双方斗争一直很激烈。1948年春，争民主、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很艰苦，学校的地下党员几乎全部被赶出学校。这时，我们二年级3个学生相继入党，建立了新支委会，在校内坚持地下斗争。
      我们的上级领导人，化名叫“水玲”，要求我们积蓄力量，注意隐蔽自己，寻找斗争有利机会。我们掌握了同学都很关心的伙食团管理工作，尽量节约开支，改善了饭菜质量，还给同学发了节余费，取得同学的信任。
      我们壮大了力量，趁着淮海战役胜利的有利形势，迫使校方改选学生自治会，进行公开竞选。这是我们埋头苦干一学期后，公开同敌人交锋的开始。当时我们三个支委都是毕业班，按规定不能竞选理事，于是由我出面动员艺术师范来的一批同学组成助选团。这些同学因学校被撤销合并到新陆师范来的，在校方和同学心目中好像不问政治，实际上他们正义感很强，又擅长绘画和吹拉弹唱，把竞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在气势上完全压倒对方，结果一举打破了由三青团及“青年服务队”(三青团撤并于国民党后由蒋经国组建的秘密组织)长期把持的局面，学生会成了我们可以用来公开活动的工具。自治会改选的好消息，在地下《学联报》上头版头条报道后，新的学生自治会很快收到十多所大、中学校寄来的贺信。
      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甘心失败，对我们加紧进行盯梢活动，千方百计伺机进行反攻。当时为了迎接解放军渡江解放上海，我中共地下党市委几次组织散发传单，如 《告市民书》，《告国民党军警人员书》等。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外围成员违反纪律，把几张未散发出去的传单投进教师办公室。有的落到了“青年服务队”手里，他们如获至宝，由几个人贴出大字报，上面附有一张传单作为证据，气势汹汹地强烈要求校方清查异党活动。对这一突发事件，我们立即碰头商量对策，决定抓住大字报署名者中那个贪污伙食费的家伙做文章。几小时后，几个同传单毫无关系的原艺师同学，也贴出一张大字报，强烈要求校方彻底清查XXX的贪污行为。校方面对两个“强烈要求”被迫采取折衷办法，由训育主任出面把两张大字报都撕掉，宣布谁都不准瞎闹，一场风波也就在当天烟消云散了。
      几天后，我们又面临一个严重事件。一天下午4时左右，走读同学正纷纷离校时，校方突然通知学生自治会，十分钟后有军队来进驻小学部。我们意识到将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局面，于是立即派一个党员带两个同学出去写标语。然后，锁上大门并动员同学去堵。一会儿，果然有整整一营全副武装的军队来到校门口，他们看到围墙外有几个同学在贴标语，写的是“我们要读书”、“学校不是兵营”等，两扇钢板大门则已紧紧关上。气得那个带队的军官暴跳如雷，下令叫士兵就地坐下后，气冲冲地去打电话。校长室秘书听到口气强硬的电话，跑到校门口来企图打开大门，可是那把开启大铁门锁的钥匙早已不翼而飞，急得大吼大叫，但束手无策。大约僵持一小时后，我们发现有几个军官打算从隔壁市立师专的铁篱门上爬进来。两校之间仅竹笆墙相隔，进入了师专也就很容易进到我们学校来。当时师专同学锁上大门，但堵在门口的人不多，于是我们把篱笆拆开一个洞，分几十个同学过去支援，又立即动员小学部学生前去助威，指挥他们齐声高喊“我们要读书”!“我们要读书”!小学生们听说那些军队要进驻他们的教室，明天起不能读书了，个个喊得很起劲。此时，外面有许多看热闹的人，还不时有过路的外国人举起相机摄影，迫得那些军官不敢采取激烈行动。最后僵持到傍晚6点钟左右，这营军队终于无可奈何而撤走。这场反驻军斗争的胜利，使学生会在同学中提高了威信，连学校当局也刮目相看了。
      4月23日上午，突然传来解放大军已渡过长江的消息，上级很快通知我们要提高警惕，储备物资，组织应变。领导人向支委会传达市委指示后，决定支书李敦贤、支委俞杏芬(现名俞泓)及大部分党员和外围骨干立即转移住址，每天下午5时离开学校，隐蔽起来，晚上由我主持应变事宜。第二天，我们以学生会名义，建立了应变会，下设纠察、宣传、救护三个队，立即由纠察队在门口设置岗哨，晚上巡逻护校，把学校控制起来。25日夜12时左右，我同纠察队副指挥在校内巡视一遍后，回到三楼学生自治会办公室休息。不久听到有异样声音，我俩拿起棍棒直奔楼下，刚冲到底层，黑暗中突然射来十多支手电筒光，一下子眼花什么也看不见了。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进行大逮捕，他们见一人戴有“副指挥”袖套，就派3名警察将我们严加看管。事后得知，他们先派人翻墙进来逮住我们的门岗，所以未能发出警报。当晚30多名便衣特务和警察，逐室进行搜查，共抓走9人，其中只有我一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及两个外围成员，所以我们的支部和外围组织基本上完整无损。
      26日凌晨2时左右，我们8人被押送到虹口区警察分局，在那里照例核对姓名，交出一切金属物品及裤带鞋带之后，关进一个临时拘留用的大铁笼。大家手提着裤子，又是男女同笼，真使人哭笑不得。不久师专被捕同学也来了，于是一起转移到牢房。两校各有一名女生被捕，在进牢房时她们怕单独二人发生意外，要求同男生关在一起。警察却硬拉她们到别处去，我们就拉住她们，大声抗议。结果来了个警官，答应把她们关在过道对面看得见的牢房，一场风波才平息下来。这个小小的胜利，起到了安定情绪、排除恐惧的作用。大约铁窗生活13个小时后，我们被关进红色囚车送到西区达人中学。在那里得知，这次大逮捕的公开名义叫做“集中管教”，全市共被捕360多人。奇怪的是，他们都是大专院校学生，唯独我们是中专学校学生。这就是上海青运史上“四·二六”大逮捕事件。
      不久，解放军攻占杭州，对上海形成了陆上包围，敌人开始混乱起来了。因此在“管教”的前期20多天时间里，只有一个少将军官来训过一次话，进行过一次有点草率的审讯。当我被传去审讯时，那个家伙问过姓名、年龄及父亲的姓名、职业后，突然大声地问：“你是共产党员?”我立即回答：“不是!”接着他又大声问：“你是自治会主席!”我一听，意识到他把另一位被捕同学的材料弄错到我头上了，我用嘲笑的口气说：“我是毕业班学生，哪有资格当学生自治会主席啊?!”这个家伙愣了一下，翻开卷宗来看，发觉自己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却又死要面子，就虚张声势喊声“滚!”竟然让我走了。可是这次大逮捕虽然名为“集中管教”，实际上却是要杀一批人的。解放后缴获的档案说明，有43人已由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XX签名判为死刑，我们学校就有3人名列其中。并且据抓获的特务交代，处死的方式是绞刑、砍头等手段，真是丧心病狂至极。
      敌人杀人的事，其实在最后几天已露出端倪。一天半夜一时左右，突然把我们秘密地转移到北区的商业学院，关进一幢独立的教室楼。看守人员全部换成臭名昭著的“飞行堡垒”(专门镇压中共地下党和群众运动的特警队)，个个身背卡宾枪，腰挂20响，还有几辆架着机枪的中型吉普(即飞行堡垒)在楼下待命。他们凶神恶煞般，不准囚室之间往来，不准几个人在一起交谈，上厕所必须允许后单个押着下楼去等。后来甚至规定不准上厕所，大小便用空罐筒。不准到窗口向外张望，违者格杀勿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当时气氛十分紧张，我们同一囚室的50多人，为了应付大屠杀，各校派代表秘密商量决定：在紧要关头，凡是会打枪的，头顶棉被冲到门口去夺枪自卫；其他同学把被子撕成布条连接起来，看准时机，从两边窗口往楼下突围，跑出一个算一个。幸好当人民解放军开始攻入市区时，那些“飞行堡垒”不肯为蒋家王朝陪葬，突然于5月25日凌晨逃之夭夭，我们终于获得了自由。大家喜出望外，在苏州河以北半个市区尚未解放的情况下，纷纷回校，投入了迎接解放上海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