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骆耕漠

汪道涵（左）与骆耕漠在交谈

骆老在他百岁诞辰来到之前离开了我们，令所有敬他、爱他的人深感痛惜。
      由于父辈的关系，骆耕漠是我从小耳熟能详的名字。
      1948年春，时任华东军区供给部副部长的骆老，在河南濮阳组建华野第一支财经干部南下队伍时，家父高景平即协助骆老，从事新解放区财经政策的调研与拟定工作，并随骆老一起调往刘、邓大军所在的中原局豫皖分局，协助开展财经工作。
      1948年6月，开封战役打响后的第三天，四处还响着密集的枪声，骆老就急不可耐地跃身上马，带领仅有几十人的接管队伍，向开封城冲去。他说，开封是河南的省会，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破坏之前，把开封的经济命脉接管到手，这关系到人民国家未来的利益。
      1949年5月上旬，时任二野、三野总前委财委秘书长、兼华东局财委秘书长的骆老，护送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由南京前往丹阳，筹备接管上海。那时，邓小平兼任新组建的华东局书记与华东局财委书记。华东局财委委员，由邓小平、曾山、方毅、刘岱峰、骆耕漠五人组成。
      据时任华东局财委副秘书主任的家父回忆，邓小平在丹阳曾当众夸奖：“耕漠是个足以信赖的财经领导干部。”
      上海解放后，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物价腾贵，工矿企业开工不足，市场连居民口粮也无法连续供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曾预言“共产党在上海呆不了三个月”。
     在曾山、骆耕漠等人的周密部署与郑重建议下，邓小平与陈毅下令打击金钞银元投机中心，并挂牌收兑银元、外币，开放储蓄新品种。从苏、鲁、皖、豫解放区调运粮食、棉花、煤炭与日用品，丰富市场，回笼货币。向爱国私营企业大规模放贷资金，并提供原料与市场等。通过这些经济手段，稳定并繁荣了上海经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财经战线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胜利。
      其后多年，上海市一直承担着全国财政收入的约四分之一重担。骆老在这一阶段，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暨政务院华东区财委副主任兼计划局长，进一步合理安排上海的工业、金融布局，并召集各路专业人才、知识精英，协力制定上海经济全面发展的长远规划。
      1953年，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提名，骆老调往新成立的国家计委，任成本物价局局长，次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1955年，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被错打成“隐藏的内奸”，骆老竟受到牵连，背上“特务嫌疑”。骆老在计委坐了几年冷板凳后，于1958年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然而，骆老并未因此消沉，他对华东的老部下卜三说过：“我还有党籍，也还有一支笔呢，我总可以为人民工作的。”
      1958年，“大跃进”狂潮兴起。时任上海市计委副主任的家父，眼见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断下达，曾多次借到北京开会之机，向老领导骆老坦言他的忧虑。骆老焦急地问：情况糟糕到了什么程度? 家 父说：在发40度高热，明年必定要出大事。骆老细问详情后，果断地说，你快去见孙冶方，把一切实情都告诉他，他现在是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可以说上话。
      经骆老安排，家父多次向孙冶方反映“大跃进”违反基本价值规律，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造成严重比例失调与无效劳动等实情。
      “文革”后，骆老曾对我说：“我们这批人啊，都是知识分子党员，都是为理想而入党的，是不灭的理想给了我们坚持良心与良知的力量。”诚哉此言。
      骆老这种为人民利益“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精神，一直坚持到晚年。
      记得2001年春，93岁的骆老来上海重游故地。老战友、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去宾馆看望骆老时，曾当着骆老女儿小豫、小元与我的面，坦诚地说：“骆大哥，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过大关，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搞呢?”骆老沉思片刻，回答：“首先是实事求是吧。‘文革’后，是实事求是挽救了中国，现在还要靠这四个字。”接着，骆老又说：“道涵，你不是提倡多元发展论吗?多元确实是个好办法啊……”
      这两位令人尊敬的老前辈的对话，给我们的启发是深刻而久远的。
      骆老的睿智、慈祥、乐天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