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愈多 敬之愈重

编者的话：2000年4月，在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叶飞去世一周年之际，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为编辑、出版《叶飞纪念文集》，向他的老战友、老部下征稿。本刊首任主编徐中尼和时任社长陈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在叶飞兼任地委书记的苏中三分区从事新闻报刊工作，得到培养和教诲；几十年后，在创办《大江南北》的过程中，又得到老首长更多、更直接的关心和指导。于是，他们满怀深情写下这篇回忆文章，被收入纪念文集。现将此文发表，以纪念叶飞100周年诞辰。

在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叶飞同志是同我们接触较多，对我们影响较大的一位。抗战期间，他是我们的老首长，我们踏上革命征程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我们到了晚年，先后参与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办的、以研究、宣传新四军历史为主的《大江南北》杂志社的工作。这个杂志创办于1985年，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叶飞同志，受中央军委的委托，主持新四军史料丛书编审领导小组的工作，后来他又担任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他同我们又先后恢复了联系。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几年，他对《大江南北》的关注和支持，令人终身难忘。他戎马一生，既尚武，又崇文，不愧为文武兼备的儒将。

一

抗战期间，在陈毅、粟裕同志的指挥下，叶飞同志于1939年底率新四军挺进纵队由苏南渡江北上，在日伪顽的夹击中，为夺取半塔集保卫战、郭村保卫战和黄桥决战的胜利，打开苏北的抗日局面，实现中共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作出了杰出贡献。从1940年秋黄桥决战至1945年春叶飞率部渡江南下开展苏浙皖根据地的5年期间，他所率领的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皖南事变前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主要就活动于以苏中重镇黄桥为中心的泰兴、如西（现如皋）、泰县（现姜堰）、靖江四县境内，后紫石县（现海安）也划入。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这一带被划为苏中三分区。1942年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叶飞兼任中共苏中三地委书记。

这个地区地处长江下游北岸，为江淮冲积平原，面积仅几千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与敌伪心腹地带沪宁线隔江相望。敌人先后在这里设下100多个大小据点，网状的封锁线又把这一地区分割为八、九个小块，根据地的几个中心距敌伪据点没有超过30里的，环境极为险恶、严峻。然而，在叶飞的指挥下，三分区的党政领导，紧紧依靠当地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斗争和民主政权建设，终于把这个无山可靠、无险可守的大平原建成基本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一地区，流传着叶飞许多英勇善战的佳话，他已成为令敌人生畏、受人民爱戴的英雄人物。

就是在叶飞主持苏中三分区工作期间，徐中尼于1941年从上海、陈扬于1944年从（南）通如（西）边区来到三分区根据地，参加了中共苏中三地委机关报《江潮报》的工作。这个报纸是1941年7月1日创刊的。其前身是这年春中共如西县委办的《如西报》。这年5月，刚入伍的徐中尼有幸参加在如西县委驻地召开的分区干部大会，叶飞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第一次见到了这位新四军挺进苏北的先锋将领，《如西报》以分区司令部发言人谈话的形式，摘要发表了他的报告。这份报纸出版后不胫而走，顿时成为形势和任务的珍贵教材，辗转传阅，影响很大。这就促使地委将包括徐中尼在内的《如西报》主要人员，以及收报机、油印器材，调到地委，办起了《江潮报》。以叶飞为首的分区党政军领导对这份报纸十分重视，尽管当年战斗那么频繁，工作那么紧张，他们从报纸的编辑方针、办报路线和人员配备、物资供应、生活照顾等各方面，都给以最大的关注。只要情况允许，报社总紧随分区领导机关流动，报社主要领导参加地委会议和工作活动。司令员、政委、书记、专员的住房，报社同志可以随时“登堂入室”。“小徐，苏德战场有新的消息吗?延安有新的社论吗?……”这是徐中尼去叶飞住处经常交谈的话题。地委通过《江潮报》发表的指示、决定和社论、专论，作为地委和分区党政领导机关的文件，成为各级党政军机关和干部执行政策和工作的依据，不另发文。社论、专论由地委讨论，指定有关负责同志或报社同志撰写。地委贯彻“全党办报”的指导思想，抓党报的通讯网、记者站和发行、读报工作。为了加强对党报的领导，地委在1943年还组成了有地委、军分区政治部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党报委员会，由叶飞任书记，并兼任报社社长。

由于叶飞及地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当年《江潮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很有特色。开始为油印四日刊、三日刊，后来改为铅印，出日报。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仍转战穿插在敌人堡垒封锁线之间，坚持出报，扩大发行，成为党领导全区人民坚持斗争的旗帜，受到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的社论表扬。在华中地区，曾被誉为“北有《拂晓报》，南有《江潮报》”。在大后方西安举办的油印报展览会上，同新四军四师淮北地区的《拂晓报》一起得到很高评价，并被介绍到国外去，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毅力和克服物质困难的最具体的表现”。1942年12月《江潮报》还将油印合订本一份，作为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领袖斯大林63岁寿辰的礼物，经地下交通送到当时苏联在上海的《时代》出版社，转送到莫斯科，以后收到苏方回赠的莫斯科中文版《列宁主义问题》和《真理报》等书刊。

二

从1945年春叶飞离开苏中后的几十年间，我们同他就天各一方，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80年代初，他路过上海接见《沙家浜》英雄郭建光原型夏光同志和江苏省党史工作人员，详说了1939年率部以“江抗”名义东进江南一直打到上海虹桥机场的前后过程，并通知在上海新华社工作的徐中尼去旁听，这引起徐对了解研究新四军历史的兴趣。

1985年《大江南北》创刊，徐中尼一开始就参与了杂志社的创办，并担任主编。叶飞应约写了《我的祝贺》一文，发表在创刊号上。文章热切希望《大江南北》能“推动和交流新四军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历史研究，以真实史料为依据，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这年秋，叶飞来上海，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几位领导同志和徐中尼一起前去看望。叶飞对《大江南北》的创刊表示了很亲切的关注，从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到发行、经费、房子都仔细询问，出了主意。他强调历史研究要放开，提倡争鸣，又要求历史结合现实，注意反映新四军老区、老部队的新貌和革命传统的继承发扬。问到编辑工作有何困难，徐中尼说了我们虽大都在新四军和根据地工作过，但没有全面系统了解研究过新四军历史，掌握不了纲要和要点。当时他正要去南京召开新四军史料丛书编纂工作汇报会和在宁老同志座谈会，就要徐中尼带有关编辑去列席，并要徐在会上介绍《大江南北》和国外研究新四军的情况。所以《大江南北》从起步伊始，就获得了一次学习掌握新四军历史纲要的机会，并与权威的史料部门及编者、作者建立了联系。

叶飞在这次会上作了《新四军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讲话，对新四军的历史特点作了精辟的阐述，得到会议另一位主持人张震同志的赞同。这个讲话《大江南北》在1986年第2期上全文发表。1988年第3期又发表了叶飞在又一次会议上所作的《编纂新四军丛书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对研究和编写新四军史料如何处理反顽和抗日关系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刻分析。这对《大江南北》的编辑工作和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都是指导性、针对性很强的文件。《大江南北》还多次发表了叶飞撰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都引起很大反响。

《大江南北》创刊后，叶飞一直把它当作征集新四军史料，研究、宣传新四军历史的一个阵地，倍加关心、支持。在1996年6月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碰头会上，在1997年南昌纪念新四军建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他都赞扬和肯定了《大江南北》杂志，认为《大江南北》抓了两支队伍，一支是作者队伍，一支是读者队伍，首先是读者队伍，要有人看。这样，刊物的质量上去了，发行量也上去了。此外，杂志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请他题字，或者组织重要征文活动请他担任顾问，他几乎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脱。他对杂志社发表的重要文章，常加评论，好的予以赞扬、肯定，与事实不符或观点有误的，则直率提出。他讲话不多，但要言不繁，分量很重。有一次他对一篇在军事斗争与统战关系上论述有不妥的文章，忍着病痛躺在床上跟徐中尼等作了评述。他女儿几次劝他服药休息也停不下来。事后杂志社根据他的意见写了一篇争鸣文章。
这以后，他又多次来上海，几乎每次来都约见我们和杂志社其他主要人员，在他北京家中也接见杂志社赴京人员，询问杂志情况。陈扬是1993年参与杂志社工作的。这年秋，叶飞来上海，这时他夫人王于畊逝世不久，他心情和身体都不太好。徐中尼约杂志社社务委员会主任江岚和陈扬一起去看望慰问，当徐中尼介绍陈扬也曾在《江潮报》工作过时，他颇为高兴，以老长辈的亲切口吻说：你头发还没有白嘛!当我们介绍杂志社工作有一定难度时，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风气不好，办这样一个杂志很必要，也很不容易，不论碰到多大困难，一定要坚持办下去，并办好它！

1996年秋叶飞又来上海，陈扬和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萧卡先去看望，后来陈扬又和杂志社主编唐功儒和其他主要人员去看他，徐中尼因病未去。这次他健康状况大有改善，这时他已担任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他谈了新四军各个战略区的活动情况和发展壮大的特点，提出要组织力量抓紧开展研究。他听说《大江南北》这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后，发行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显得很高兴。在告别时，杂志社同志提出同他合影，他兴致很高，说：室内光线不好，到院子里去拍！

1998年秋，这是叶飞最后一次来上海。当时徐中尼身体不好，陈扬外出，他要秘书打电话找陈扬不着。陈回沪后从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办公室去电话约见，本想同杂志社其他主要人员一起去，可他秘书说：你就先来吧，首长正等着呢!于是陈当即与研究会副秘书长吕德鸣一起赶去。陈扬向他介绍《大江南北》的情况，说叶老去年在南昌纪念新四军成立60周年时对我们的鼓励实际是鞭策，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时，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宣传革命历史、革命传统是很不容易，要花很大力气呀!又说，这次我来上海，又看了几个地方，上海的变化真快、真大呀！你们也要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新发展，尤其老区的新变化新发展。谈话后，陈扬和杂志社的几位同志又一次去见了他，并合影留念。不幸的是，这次我们同他老人家的会见，竟成为永别。1999年4月18日噩耗传来，我们为失去这位对我们有着重大影响、深受我们敬重的老首长而痛心不已。

在纪念叶飞同志时，令我们难忘的还有他的夫人王于畊同志。她对《大江南北》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令人感动的。她也是新四军老战士，一向爱好文学。80年代她从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后，在将近十年的余生里，忍着日益加重的病痛，呕心沥血，写成九篇约12万字的思想艺术水平很高的回忆录，大都在《大江南北》发表。她说：“我和我写的人，大江南北战斗过，那里的人应先看到，办《大江南北》杂志不易，我应当支持他们，把文章先给他们发表。”

叶飞和王于畊这对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的革命伴侣，在他们的晚年就是如此深情地眷恋着他们曾经在那里战斗过的大江南北，并对反映这一地区战斗历史的《大江南北》杂志如此情有独钟，这实在感人至深。

三

回顾我们的革命生涯，历史的机遇把我们的青年时期和晚年时期同叶飞同志碰在了一起，这是我们的幸运。这些年来，我们办《大江南北》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研究、学习新四军历史的过程。叶飞关于新四军历史的记载和论述，包括在他主持下编纂的新四军史料丛书和他的回忆录，也就因此成为我们经常阅读的对象。我们对他确实是知之愈多，敬之愈重。他对新四军历史的研究，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来统一认识，以中共中央的两个五四指示（即1938年5月4日的指示和1940年5月4日的指示）为纲，对新四军从组建到挺进大江南北广大敌后，在敌伪顽的夹击中，建立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战斗历程和历史特点所作的分析，确是高屋建瓴，鞭辟入里，令人折服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飞一生身经百战，战功显赫，固可彪炳千秋；而在他的晚年，殚精竭虑，孜孜不倦，致力于新四军史料的征集、研究和宣传，给后人留下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功德无量的!

敬爱的叶飞同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