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始末

　　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际，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亲日派集团，经过与日本侵略者的密谋策划，于1940年3月30日打着“国民政府还都”的旗号，在南京粉墨登场。至1945年8月16日宣布解散，期间经历了五年零四个月又十七天的寿命。然而，在这不到五年半的短暂时间里，汪伪政权始终充当着日本侵略者的鹰犬，破坏抗战大业，出卖国家主权，把自己紧紧地绑在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战车上，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危害，最后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殉葬品。
　　70年前发生的这一幕，具有生动有力的反面教员作用，因而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功能。纵观汪伪政权的始末，连同它在登场前的准备，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38年12月——1940年3月）从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到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这是汪伪政权建立的准备阶段。汪精卫集团是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亲日派政治团体，其核心人物在抗战初期大多为达官显贵，而且这些人中大多又曾参加过革命，有过“光荣”的历史。但他们组成了“低调俱乐部”，在抗战初期大肆鼓吹低调的“亡国论”，积极开展对敌“和平运动”，终于逃离重庆，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组织伪政权。
　　第二阶段（1940年3月——1941年12月）从汪伪政权的成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汪伪政权的所谓“时局奠定时期”。这一阶段，汪伪政权根据所谓的“建国方案”，相继组建了伪府的各院、部、委机关及军事委员会机关，改组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苏、浙、皖和南京、上海两市伪政权，稍后又在广东、湖北两省建立伪省政府，初步形成了从上而下的伪政权的组织体制和基本格局，并竭力从政治、军事、财政、金融、文化、党派和外交等各个领域确立其统治。
　　第三阶段（1941年12月——1943年1月）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到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登台，这是汪伪政权的所谓“协力战争时期”。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汪伪政权积极投入到“大东亚战争”之中，为日本侵略战争助威呐喊，并借助战争初期日军的暂时得势，变本加厉地全面推行卖国、反共、破坏抗战和奴役民众的各项政策。
　　第四阶段（1943年1月——1945年8月）从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到日本战败投降，这是汪伪政权的所谓“参加战争时期”。在此期间，汪伪政权对外宣布“参战”，“收回”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对内加强“战时统制”，并力求从日本主子那里争得一些相对“自主”的“权益”。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汪伪政权也顷刻间土崩瓦解，彻底覆灭。
　　汪伪政权成立伊始，就以“和平、反共、建国”相标榜。这六个字是贯穿汪伪政权始终的一条主线，也充分暴露了这个伪政权的卖国、反动、残暴的本质特征。所谓建国，就是要传承国民党的党统和国民政府的法统，他们标榜“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强调“党统”的重要性，实现“以党治国”的主旨，建立起以国民党为执政党的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权。为了巩固和统一伪政权，他们效法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新政治体制” ，以“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1941年春，他们开展了“东亚同盟运动”，将沦陷区内“新亚建国总部”、 “大民会”、“共和党”等老牌伪组织一律予以撤销，宣布成立“东亚联盟运动中国总会”，宣扬要在“一个领袖统率之下，一个主义指导之下，集合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并规定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总会“领袖”，“有绝对权力”，以树立汪精卫的偶像。同时，汪伪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东亚联盟运动中国总会”分会、支部；支部以下或设分部，或以小组作为基本的下层组织，以便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控制。所谓“和平”，也就是“对日投降”活动的代名词。汪伪政权建立后，为了“敦睦中外邦交”，即与日本政府签订了第一个卖身契：《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接着又与日、满发表了《中日满共同宣言》，还宣布加入《国际防共协定》，除日本外，先后与法西斯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八国建立外交关系，登台初期的汪伪政权不仅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奴仆，也是国际法西斯阵营的一个走卒。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汪伪政权也变本加厉地为其摇旗呐喊。1943年初，汪伪政权发表对英美“宣战”，声言进入“参战时期”，并宣布建立“战时体制”。在这一体制的格局下，他们从各个系统和各个环节加以贯彻落实。在文化宣传方面，他们以“动员文化宣传总力，促进统一，完遂战争，为其最大课题”，在文化、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等各方面，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统制政策；在经济物资方面，他们实行以“物资统制”为主要标志的“战时经济体制”。从1943年开始，汪伪政权以“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为执行机关，以超经济的强制行动，实行物资移动管理和物资登记，实行粮食、油料及棉花纱布的统买与配给；控制和操纵市场，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纱布、油料等物资，供给日本充作军用民需，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效犬马之劳。所谓“反共”，则是汪伪政权最主要的根本职能之一，而残酷的“清乡”运动则成为其“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从1941年夏至1945年夏，汪伪政权配合侵华日军，在华中实行“清乡”。他们先后在苏南地区、太湖东南和上海地区、镇江和苏北地区，乃至安徽、广东、湖北的一些县区发动了四期“清乡”运动，对华中抗日军民欠下了一笔又一笔血债。日伪的“清乡”，一般分为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军事清乡”，这一阶段以日军为主，由汪伪军警配合，以几十路的兵力向“清乡”区分进合击，妄图扑灭以新四军为主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第二个环节是“经济清乡”，日伪军“清乡”时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抓丁抢粮，洗劫民财，奸污妇女，焚毁房屋，残杀人民，无恶不作。群众愤恨地说：“鬼子和汉奸，好比活阎王！”“清乡，清乡，就是清箱！”第三个环节是“政治清乡”，汪伪以警察、保安队等反动武装为支柱，强行将“清乡”区内居民编组保甲，发放“良民证”，并实行连坐切结，发动告密检举运动，并推行“自首”政策，对“清乡”区内与新四军有过联系，有过抗日言行的居民，一律列为“自新户”，限定日期登记“自新”，凡被视为嫌疑者就送到俘虏营进行“感化”，使整个“清乡”区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第四个环节是思想清乡，日伪派出了大规模的“清乡宣传队”、 “政治工作团”，广泛进行“清乡意义宣传”、“反共宣传”、“扩党宣传”、“自新宣传”及“党化教育”等各种内容的宣传，大张旗鼓开展奴化教育，向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灌输“清乡”意识。面对日伪发动的“清乡”运动，抗日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有力打击下，日伪的“清乡”运动节节败退，未能得逞。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在太平洋战场，日军遭到美军的强烈攻势，连连惨败；在中国战场，从1944年开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以敌后战场为依托，开始向日军进行局部反攻，1945年春，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
　　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了一枚原子弹。巨大的杀伤力大大震撼了日本朝野，起到了加速日本投降的作用。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强大的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向中国东北挺进，一举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苏联的参战，为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8月9日，日本政府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决定接受中美英三国的《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播发“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帝国主义一垮台，汪伪政权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实际上，汪伪政权的覆灭是以汪精卫之死为其先兆的。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汪的所有伪职均由陈公博代理，周佛海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兔死狐悲，陈、周以下汉奸对前途悲观失望，内部离心倾向日益严重，特别是上层汉奸之间勾心斗角，汪伪政权的灭亡是势在必然的。
　　1945年8月1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陈立即打电话通知在上海的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量后事。16日，在陈公博主持下，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当晚，广播《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汪伪政权曲终人散，彻底完蛋，汪伪汉奸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9月下旬，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开始逮捕汉奸。同年冬，开展对汉奸案件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1947年底基本办结。汪伪政权主要汉奸除周佛海因早就向重庆“输诚”而由死刑被蒋介石特赦改判无期徒刑外，被判处死刑的有：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梁鸿志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罗君强、陈璧君、陈春圃、卢英等，汪伪政权及其大小汉奸，就这样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