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建设革命化和科学化的统一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我认为其中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革命化和科学化两者之间的统一的思想，是对我党长期以来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我党不断适应时代要求，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坚持这两者的统一，是使我们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决定性保证。
　　坚持革命化，是坚持党的宗旨和性质，使我们党以至每个党员永不变色、永不变质的根本问题。因此，这是我们党的灵魂和生命。《决定》对我们党的现状的分析，着重指出了在党内还存在不少“不符合党的宗旨和性质的问题”，强调要通过“理想和信念的教育”，要求全体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因而，革命化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对社会主义必然替代资本主义、必然向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前进的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坚定信仰。我们党的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衡量我们党性的根本标准，也是任何党员必须严肃对待，自觉执行的。
　　但从党的现状来看，大量发展的新党员中，对有关党的理想信念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空洞，相当一部分党员对此也还比较淡薄，认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是“长远的目标”，“遥远的事”，“后代人的事”，因而漠不关心，等闲视之。一些党员、干部则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决定》首先从党的宗旨和性质，突出强调了抓好理想和信念教育，“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这具有特别重要而深刻的意义。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还有什么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的标准可言呢？因此，加强革命化、加强党性修养，提高马克思主义觉悟和理论水平等等，要是离开了这个根本，只能是缘木求鱼、文不对题。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更需要由此着手，紧紧抓住这个根本，把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目标联系起来，把我们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结合起来。回顾历史，我党创建近90年来，正是在全体党员中坚持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才使我们党能在任何强大敌人面前和任何艰难险恶的斗争反复考验中，具有不可战胜的无穷无尽的伟大力量，从而创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发动了几亿人民的巨大规模的人民战争，以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持续高速发展等等“世界奇迹”。而我们无数革命前辈、革命烈士也就是以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战场上、在监狱中浴血奋战，英勇不屈，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一切，难道是抽象的、空洞的、遥不可及的吗？今天我们党员已长期处于和平环境，而且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性、从严治党，应该牢记我们党的革命传统，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
强调革命化，必须把信仰变为行动，用理想来指导实践，处理好革命化与科学化两者之间互为渗透、不可分割的关系。《决定》要求我们在新的时代，以创新精神来加强党的建设，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来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最近我读了习近平同志的一篇关于论述党的建设的专文，其中明确指出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同时强调指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归根到底是要准确地把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这就阐明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一条基本规律必须是革命化和科学化之间的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统一。
　　《决定》明确提出，我们党处于新形势下面临的严峻考验。按照十七大时所提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这三个方面，《决定》又新加了“外部环境考验”。面对这四种严峻考验，我们党必须在革命化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与时俱进，开拓理论创新。回顾新时期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党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及对外开放、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等等方面，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有了创造性的突破，实践证明，正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推动前进的巨大生命力，也只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和贯彻。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实践的发展中必然会产生各种新的矛盾、新的问题，需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正确的分析和总结来加以解决。例如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主义具有可资利用以至学习借鉴的方面，但也决不可忽视它同时存在的落后、腐朽，以至各种反共、反华的政治思想和大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这种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甚至十分尖锐和激烈。愈是在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越是要求我们在革命化的指导下，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决定》中提出，我们党的干部要“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同时，《决定》中又有专门一段，论述了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我认为这是一段特别重要的话，提醒我们全党同志决不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文化盲目赞扬，为其迷惑，走向“西方化”，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我国国情出发，划清界线，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态度。
　　《决定》从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再次指出这一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强调“必须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这也进一步要求党的建设在革命化和科学化方面双管齐下，同时并进，真正把各级党组织建成革命大熔炉，又从组织制度上布下层层防线，让腐败分子无处容身，无孔可钻。从这些年反腐败斗争中揭露的问题来看，不少罪恶深重的腐败分子，也有其堕落变质的过程。除了其个人品质恶劣是造成其走上犯罪道路的主因之外，也往往有多种因素，成为其犯罪的土壤和环境。例如，一些领导的纵容，迁就，一些单位的铺张浪费成风，一些单位各种制度漏洞太多，一些领导自身的缺点易为腐败分子的花言巧语、奉承伪装所迷惑等等，这些方面的严重教训并不在少数。有鉴于此，《决定》更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又特别把“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提到更重要地位，提出“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监督合力”等等，这也就是要求在革命化和科学化的相互结合中，真正做到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我们党长期以来正是以革命化和科学化相结合的目标建立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取得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取得了全国的执政地位，又在执政后的60年来，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革命化与科学化相统一，依靠人民、团结全党，取得了巨大成就和胜利。如今我们已进入又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担负起更为艰巨的重任。正如《决定》所指出的：“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因而，全党必须按照党中央指出的革命化、科学化的方向和目标，作出更加艰巨的努力，使我们党永远保持伟大的革命传统和精神，永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扬改革和创新的活力，永远不辜负广大人民对我们党的信任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