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期●地下战线●

“丰记米号”被破坏前后

作者:沈 智

 “丰记米号”刘志荣师傅送米用的 “老虎车”(即人力手推车)
      上海解放和新中国诞生,是人民解放军在第一战线正面作战,以千千万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也离不开国民党统治区我地下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第二战线的积极配合,在白色恐怖下,无数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秘密联络点被破坏,以及张困斋、秦鸿钧等烈士的英勇牺牲,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60多年前,上海福煦路上(今为延安中路),有一家门面不大的“丰记米号”;西首是犹太人维克托·沙逊建造的私人花园“哈同花苑”(今为上海展览中心),东面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这是刘长胜同志和张承宗同志从根据地调回上海后建立的一个秘密机关。米店的经理是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账房赵茅兴、老师傅刘志荣(负责送米的勤杂工),都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个营业员王春生是政治上可靠的群众,做米店生意有丰富的经验。刘长胜和张承宗经常在此碰头,张承宗与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吴学谦、李琦涛等,也在这里接头。
      米店的后间(即原来的灶间),是笔者的哥哥沈金城以修理无线电谋生的作坊,还有笔者和母亲、姐姐三人住在米店楼上借晒台搭建的简易房。我们一家四口原先在南市区的住房,于淞沪战争中被日本侵略军放火烧尽, “丰记米号”楼上的房东是笔者的四姨妈,收留了我们。这样我们与张困斋就成了邻居。
      张困斋除维持米店的日常经营外,还负责地下市委的机关工作,还领导党的秘密电台,与报务员秦鸿钧直接联系,通过一条红色电波,架起党中央与上海党组织之间的空中桥梁。他说话带有宁波口音,待人亲切和气,十分注意和周围群众搞好关系,跟左边文具店、右边油酱店的老板都交了朋友。两位老板对他很佩服,遇到政局或经济动荡,就来向他讨教。据店中老师傅刘志荣回忆:有一天,张困斋、赵茅兴和我围着柜台,望着马路对面一幢花园洋房里住的国民党军队。赵说,这些家伙算什么,一到前线就会报销的。张说,我们是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啊,要分外小心。不久,这支国民党的王牌军开往东北去了。这座花园洋房随即成为中统特务机关,大家更加提高了警惕。中统特务机关也派人来买米,刘师傅就利用到那里送米的机会,千方百计了解情况,从而获悉该机关的地下室里还关了政治犯。
      当时米店的设施很简陋,没有专用的交通工具,刘师傅送米,用的是手推的“老虎车”(即铁制的两轮人力推车),同时也兼作应变的对外警示标记:如果老虎车倒放在门边墙上,表明店内已出事,不能进去。
      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反动统治垂死挣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电台的报务也越来越繁重。使用秘密电台的时间过长,为敌特对电台的搜索增加了条件。1949年3月17日深夜11时,敌人终于通过仪器测得秘密电台所在的位置,包围了在打浦桥的一幢不起眼的民房,久经考验的报务员秦鸿钧和韩慧如夫妇被捕了。这是继1948年8月李白的秘密电台被破坏后的又一重大事件。
      3月19日下午,张困斋按约定时间去秦鸿钧家联系工作,正想敲秦家大门时,发现情况异常,立即转身离开,走到弄堂口,被守候的特务拘捕。他在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受尽折磨。老虎凳把他的腿骨折断,灌辣椒水使他咳嗽吐血不止。他始终坚贞不屈,不吐真言,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机密。他和秦鸿钧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一切超乎寻常的痛苦,使党的组织和同志未受牵连。敌人从他们嘴里得不到任何东西,又在3月19日深夜到“丰记米号”突然袭击,抓走了住在米店后间的沈金城,怀疑他提供秘密电台的通讯设备。其实沈金城不是地下党员,与秘密电台也毫无关系;但他的表弟(即米店楼上四姨妈的儿子)唐志方是地下党员,参加1948年同济学潮的骨干,被反动当局抓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转移去了解放区。“丰记米号”的铺面,是由他交给地下党组织的。
      3月20日清晨,张承宗得到国民党警察局的内部通报:“前夜打浦桥新新里,破获中共电台,共党分子企图从屋顶逃跑未成,即被捉获。”他十分震惊,立即设法通知刘长胜和机要部门的有关同志迅速隐蔽。与此同时,“丰记米号”的刘志荣师傅, 3月20日一大清早来到米店,看到店门已经大开,里面坐着几个陌生人,断定他们是特务。他沉着应付,悄悄把“老虎车”倒放在门边墙头上,向外人发出店内已出事的警号,顺手拿起簸箕,装作倒垃圾的样子,从后门出去转两个弯,看看后面没有尾巴,就穿过小弄堂走了。他心急如焚地将此恶讯分别转告张承宗、吴学谦、李琦涛、赵茅兴等同志。已是下午5时多了,他想先回家安排一下怀孕已七个月的妻子日后的生活,哪知一打开门,守候的特务就用枪对准他。他脱下手上戴的一只金戒指交给妻子,关照她今后要带好孩子,随即被押上吉普车,关进警备司令部第二稽查大队的牢房。
      当时,刘志荣、韩慧如、沈金城三人作为嫌疑犯关在牢房的底楼,审讯时都吃尽了苦头。张困斋、秦鸿钧同志关在楼上,带着重重的脚镣手铐,脸上鼻青眼肿,连迈步都十分困难。
      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设法营救,沈金城、刘志荣先后交保释放。在释放前的那天上午,特务把刘志荣带到楼上和张困斋见面。困斋同志虽然身受重刑,面容消瘦,但两眼仍然炯炯有神,显示出他一贯的临危不惧、勇敢坚强的性格。他对刘说:“出去了,回到店里,不要东走西跑,有事娘会找你的;常到我家里看看,照顾我老母亲,你同人家要好好相处。”在生命的终点,他仍然以自己的无限仇恨去抵抗敌人的万般残酷,同时又以自己的革命热情去温暖战友的心。他利用放风的机会,悄悄地嘱咐韩慧如: “在特务面前,你要表现出极端恨我的样子才行。”目的是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以此来掩护同志。
      1949年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发动进攻的前夕,上海解放已经指日可待,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刽子手们,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把张困斋、秦鸿钧等12位同志押到浦东戚家庙枪杀。就义前,他们警告敌特:“你们的末日到了,解放军就要来了!”同时,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显示出英勇不屈的气概。
      1949年8月28日,在交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张困斋、秦鸿钧、李白三烈士追悼大会,中共上海市委送的挽联上写着:“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