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八年浴血抗战胜利结束。1942年从上海内迁福建建阳的国立暨南大学回到上海。学校在青云路新建了一批简易师生宿舍，凡是1946年秋季入学的文学院、法学院的部分新生安排在这里住。
这是一间小寝室，只有十多平方米，要放三张上下铺床，可住六人。其中一年级新生五人，他们是教育系陈宣崇、经济系吴文达、金陈亮（金向明）、历史系林远和新闻系叶征尧。这五个人都是温州同乡，又是温中毕业的校友，除陈宣崇外，都是同年级同班同学，而且是温州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现在又同住一个寝室，更加亲密，特别可贵的，他们都是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学子。
五人中，当年只有陈宣崇同学是地下党员，他是浙南特委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当时，还有一位历史系四年级同学苏寿桐，经常来青云路宿舍关心我们。他是温州瑞安人，在学运斗争紧张时刻，传递信息，一起研究开展斗争的方式和策略，与我们建立了非常亲密的战斗友谊，我们都叫他“阿桐”。
这间小小的寝室，成为革命、进步学生相聚的密室，开展学运斗争的阵地，对外联系的据点。它为上海学生运动、暨大的学运斗争和浙南游击区的武装斗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被誉为暨南大学青云路“红色小宿舍”。
这间“红色小宿舍”，在1946年秋到1947年冬这一年多时间里，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传阅红色书刊的密室
由陈宣崇通过秘密渠道取得党的《新华日报》（南京出版发行的）和党的《群众》杂志。我们利用晚上秘密传阅和学习讨论。我们从《新华日报》上得知解放区各个战场上的胜利捷报时，无不兴高采烈，深受鼓舞，在当年学运斗争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我们作为绝对机密报刊对待，只限于同室五人传阅，阅后由宣崇交专人带往浙南游击区根据地。
我们还传阅革命进步书刊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四大家族》、《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这些书籍的来源，说来也巧。当年我和吴文达常去虹口“生活书店”阅览新书，也购买一些。去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该店工作人员对我们很热情，有一次他们邀我到楼上一间办公室与书店经理见面。这位经理就是三十年代轰动一时、闻名全国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我们交谈得很好。他知道我是暨大学生后，就说学生没有好多钱买书，今后可以办理借阅手续，包括新出版的书刊在内。之后，我定期（1-2月）去借阅。记得像《大众哲学》、《新经济学大纲》、《中国历史的翻案》、《评“中国之命运”》、《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等都是借来的。
当年上海各处书报摊陈列出售刊物很多。我们从中选购像《文萃》、《民主》、《解放》、《世界知识》等进步期刊。特别要提到的是《时代周刊》，我和陈宣崇专门去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新闻处订阅的。该周刊每期都有“一周时事述评”专栏，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来各个战场上的变化，进行深刻的分析。很有参考价值，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以上凡是可公开传阅的书刊，我们还向同学们作了重点介绍、推荐。如我专门介绍过沈志远著的《新经济学大纲》、王亚南著的《中国经济原论》，叶征尧介绍过陈望道等的《新闻学教程》、陈宣崇介绍过《联共（布）党史教程》等。为此我们这个寝室先后吸引、接待了校内外20多位进步同学。
学运斗争的据点
以我们所住寝室为据点，全力投入、发动、串联广大同学参加反美蒋爱国学生运动。
我们五人，在全市“抗议美军暴行”（北京沈崇事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即五·二○运动）和校内开展民主选举学生自治会的斗争中，联系各自所在系的一些骨干，发动广大进步同学积极投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如1946年12月底，声援北京沈崇事件、抗议美军暴行。我们在青云路宿舍、宝山路教室走道上，贴出抗议声明；并在宝山路二院礼堂，当面驳斥训导长丧失民族尊严，不讲国格、人格的无耻谰言；当场揭露了反动校方破坏同学们爱国示威游行的阴谋，更加激发了广大同学反美爱国斗争的义愤。正在犹豫、观望的中间同学也参加进来，壮大了示威游行的队伍。
又如1947年3月，学校开学不久，在民主选举学生自治会的斗争中，我们五人积极投入，投票选举结果，进步力量大获全胜，刘春生同学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在开箱计票时，特务头子但家瑞带领一伙打手，闯入会场，枪走投票箱，蓄意、疯狂地破坏这场民主选举，被我方维持会场秩序的纠察队员们当场制服，在广大同学愤怒痛斥声中，特务打手狼狈离开。但校方又炮制了一个伪学生自治会与民主选举产生的学生自治会唱对台戏。这样一来，迫使我们押着伪学生自治会主席到李公馆（即李寿雍校长的住所）去请愿，经过反复说理斗争，理亏的李寿雍校长被迫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件：取消了伪学生自治会，当场销毁私刻的印章；承认民主选举产生的学生自治会是合理合法的，并拨给活动经费。
这场选举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反复斗争，进步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我们认为：其意义和作用已超过了选举本身，在较大范围内，团结、发动了广大同学，锻炼、壮大了进步力量。陈宣崇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报道文章，题目是《光荣归于民主——记暨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选举斗争》，刊登在当年上海《文汇报》上。
1947年5月，我们五人和暨大同学一起参加上海学联组织的、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大游行。暨大同学不畏强暴，众志成城，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冲破了反动军警设置的多道封锁线，取得了胜利。
当我们示威游行返回学校时，传来了南京“五·二○惨案”（去南京请愿的代表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反动派的武力镇压）的消息。接着上海反动当局也跟着向学生动手了。反动军警宪特包围了暨大，闯入二院（宝山路暨大校园）进行大逮捕，血染宝山路。当时斗争正处于十分艰难情况下，宣崇、阿桐不能公开露面，我受阿桐的委托，代表他去交通大学，参加上海学联在交大召开的营救被捕同学的紧急会议。回校后与宣崇商量，就分头去发动。当晚，我到了经济系一位进步教授肖子风老师的住处（他也住在青云路宿舍），说明来意后，肖教授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他联络了当时在校的教授、讲师，发表抗议声明，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无辜学生。这场斗争，旷日持久，学校罢课也历时一个多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害怕学生运动的再次兴起，六月份就宣布提前放暑假，强令同学离校。我们同室五人，相继离开了学校，其中林远同学去浙南游击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
开展校外交流的阵地
我们同室同学与当年考取上海大专院校的同乡同学，时有交往联系。计有复旦大学赵综流、同济大学周申生、交通大学林素兰（林霞飞）、上海师专谷钱国、上海幼儿师专王田兰等。这种相聚，既有叙旧、沟通乡情、增进友谊的因素，主要是交流在各自学校参加学运斗争所受到的教育、锻炼和提高，上海幼儿师专王田兰同学，系该校的学运骨干，她来暨大找宣崇、文达和我交流座谈。除每人谈了学校的一般情况外，主要是宣崇介绍暨大在抗暴、民主选举学生自治会的斗争中，如何依靠骨干、团结进步力量，发动广大同学的经验。
我们五个人分别给家乡的温州中学、瓯海中学、温州商高、永嘉中学的同学寄送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因他们来信希望了解上海学运斗争的经验和全国大城市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信息。
我的姐姐金陈廉当时在杭州浙江大学读书，她是我的革命启蒙老师，进大学后，虽分处沪杭两地，但我们姐弟是心连心的，共同的追求目标，把我们紧紧地连结起来。她很关心上海暨大和整个上海学运斗争。对我在进步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很赞赏。为此，特介绍浙江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陈业荣同学（解放后与我姐姐结为伉俪）与我认识，既谈学习心得，也交流学运斗争的经验。他当面对我说，看了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尤其是与费孝通教授的《乡土工业论》的论争，认为观点鲜明，立论正确，甚表赞同。他还勉励我好好学习，不断求进步。
惊险的反特斗争
我们发起的“经验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后，一天晚上，特务头子但家瑞带领几个打手，到青云路宿舍进行突击搜查。特务们闯进我们搬迁后的寝室时，凶狠地指名问陈宣崇住在哪里？我们三人（吴文达、叶征尧和我）站起来，当着特务头子的面说，陈宣崇读的是教育系，我们读的是经济系，他没有住在这里。当时宣崇已有警惕，但家瑞一伙闯进我们寝室门口时，他已机警地到隔壁沈炼之教授房间去了。但家瑞又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此时，吴文达挺身而出说：“我叫吴文达。”但家瑞就上前打了吴文达一耳光说：“你就是什么‘经济科学研究会’会长吴文达。先警告你，经济系只有一个经济学会，不准再成立什么学生团体，搞什么活动。不然，我就对你们不客气。”其他几个打手，翻阅了我们桌子上的书刊，搜查一间小保管室后，看到隔壁沈炼之教授房间里有人（即陈宣崇）在看报纸，特务们就进去问看报的这个人是谁，沈教授说：“他是我班上的学生（沈为历史系主任）。”因但家瑞这伙特务不认识陈宣崇，就扬长而去了。
由于吴文达挺身而出与特务打手周旋，加上沈教授的保护，才化险为夷。我们最担心的是床底下藏的油印机和电讯器材零件，幸而没有被发现，我们这才舒了一口气。
寝室被搜查的当天夜晚，我们四人都到校外避居了几天，宣崇、文达不久就离开了上海，相继回浙南游击区根据地。
今年是上海解放六十周年。回首峥嵘岁月，当年我们同室五人，现在健在有吴文达、林远和我三人。但都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对仙逝的陈宣崇、叶征尧两位战友，我们表示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