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恒
1948年的秋天,是个多事之秋,国民党反动派在东海地区实行逐岛“清剿”政策,企图将我党在东海地区发展的革命武装扑灭。继东海游击总队在六横遭遇国民党海陆空军包围,后经“东总”指战员奋力抵抗,乘黑夜突围转移,9月10日,敌人又集中6艘兵舰和3艘炮艇由一架飞机配合,到舟山群岛游击支队基地东福山进行“围剿”。整个东海地区腥云密布,屠刀霍霍。
当时我名义上是国民党定海县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中队的中队长,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按照党的指示领导和控制这支部队,准备把这支队伍拉到浙东四明山去。正当我焦急地等待组织上的消息时,突然在9月22日的上午,国民党定海县政府的警察局长到岱山通知我立即动身去开“剿匪”会议。这个反动走狗还不准我回家,亲自把我带到高亭的一艘国民党海军军舰上,一艘名叫“中坚号”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座舰。当我和两名警卫员一踏上军舰时,这个警察局长就溜得飞快,军舰上的国民党海军立即将我和警卫员的枪支缴下,把我单独关入一间船舱。我心“咯登”一下,感觉出事了,但我表面上仍然非常镇静,脑海中不断思索如何应付这突然的变故。因我想到,只有我保持处事不惊的场面,两位警卫员才能安下心来,部队才可安全。我思忖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也抱着宁可为党牺牲,也要保守秘密,保护部队里我党党员和战士的决心。
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也在这危急关头静静地回忆起参加革命以来遇到的多次险境,一次次都是在家人和群众掩护下化险为安。但这次呢?同志们和部队的情况怎样呢?
突然,船舱的门开了,走进了两个穿国民党海军服的军官,为首的一个穿着海军将军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有一副威严的样子;另一个穿着海军校官服,人长得较白胖,脸上长着一对老鼠眼,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这穿海军校官服的人看上去是穿将军服的副官,他进屋后坐下就说,今天桂长官有事要问你,你要照实回答。我一听,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来审,这下子看来麻烦还真不小哩!
那副官先开口问:“姓名、年龄、籍贯、职务?”我一一照实回答:“王家恒、 32岁、定海县岱山区念母岙人、定海县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中队中队长。”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不知道。”“你通‘共匪’,知不知道,快老实交代。 ”“我当定海县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中队中队长,负责保护岱山一带民众,尽职尽责,没有通共之事,你们可以查。”“你不老实,不想活了?”
“ 我没有不老实,命人人想要,我没有通共,怎么好胡说一通呢?你们说我通共,那总要有证据吧,没有证据,那通共的罪名我可担不起。”
这时,桂永清见我滴水不漏,问不出名堂,气急了:“我看你是不要命了,你不说,有人会说。我问你,机关枪到哪去了?”
我还是沉着地回答:“机关枪都在我的部队里,不信你们可去查。”
桂永清的声音越来越大:“还不老实,你要证据,刘同昌就是一个!”
一听桂永清说到刘同昌的名字,我想起来了,他是舟山群岛游击支队(徐小玉部队)的人,这人绝对不会知道我与地下党之间的秘密。我把枪支支援东海游击总队的事是有,这是党组织交代我的任务。但我把机关枪给东海游击总队之前,先在各分队之间调动,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经秘密渠道转到“东总”去的,刘同昌是绝对不会知道这情况的,这说明敌人是没有掌握我与地下党的关系。我心里有底了,口气也硬了起来:“好呀,叫刘同昌来与我对质好了,我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把机关枪交给谁了,叫他来说说清楚,我等着!”
那桂永清见我对答如流,一点也没有破绽,再问也问不出名堂,事实上他们确实也没有掌握我的情况,只不过有点怀疑而已,于是就叫人把我关到军舰的底舱里。这一晚,船舱又暗又冷,机舱里的马达声震得我两耳发胀,我想了很多很多,孤身一人,离开了组织、战友和亲人,不但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更为革命队伍的前途担忧,心中真不好受。
第二天,军舰驶入上海,敌人把我关进了位于上海提篮桥的海军司令部看守所。这时,我们保二中队被捕的17人关在一起了,其中有4名地下党员。大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使眼神、努嘴巴,用手势等一个个小动作来互相鼓劲,坚决与敌人斗智,一定不让敌人找到我和保二中队丝毫“通共”的把柄,既保护自己更保护组织!
一个月后,桂永清为首的国民党海军找不到保二中队“通共”的罪证,就把我们17人移送到国民党浙江省司令部看守所关起来。他们还以“危害国家罪嫌”由特刑庭来审判,我的回答都与桂永清审时的口径一致,敌人找不到我“通共”的把柄,前后关押了百天。最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特刑庭“不予起诉”,交地方人士担保,我终于在1948年底出狱,后又立即把保二中队被捕的另16人担保出狱。
不久,党组织派交通员把我接到台州地区,组织上任命我为定海县人民政府县长、浙东人民解放军定海县自卫总队总队长,我又积极投入到新的革命工作中。我还秘密返回岱山,部署对敌工作,把原保二中队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携带一挺机枪、10多支步枪和数支手枪及2000发子弹随我上天台山参加部队,参加了攻打天台等战斗;一部分留在当地搞情报和策反工作。形势发展真快,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不久绍兴、宁波也相继解放,我也奉命到宁波,配合二十二军准备解放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