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妈们

童  紫

收到2008年第3期《大江南北》杂志，看到封三的大型油画《军歌》时，我的血液流速突然加快了，因为我认出油画中担任指挥的人就是我的姨妈——我母亲童健的三姐童树民，她在新四军军部女兵八队时名叫童紫。以前听说过她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唱和指挥过大合唱《新四军军歌》，看到油画后还是感到很震撼，很激动，浮想联翩。
      我母亲一家很早就搬到了上海。三姨第一个参加革命活动，放弃学业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在她的带动下，我母亲也在1938年参加革命，早早地加入了共产党，于1940年离家投奔了新四军。虽然家里只有她们两人正式参加了新四军，但全家为新四军和新中国都尽了力。由于她们都不大在子女面前讲述自己的过去，所以我们对她们的事迹并不清楚，到我母亲2006年去世，三姨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说话和进食后，我们才追悔莫及，为失去了了解她们光荣革命史的时机而扼腕痛惜。凭着过去零星听到的点点滴滴，经过和我哥哥罗韧的共同回忆，如今只能记下一些片断。
      皖南事变的前一天，组织上交给我三姨童树民一个特殊的任务，让她陪同曾山同志的爱人邓六金同志到上海分娩。简单的化装后她们出发了。向着宣城、溧阳方向走着崎岖的山路，经过一天的奔波，晚上她们借住在一个老乡的家中。夜里响起了枪声，皖南事变发生了。她们当时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感到了危险，她们连夜启程了。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向着茂林而去，和她们几乎是擦肩而过。她们化装成两个乡下女人，一个还挺着大肚子，敌人根本顾不上打量她们。她们好不容易走出山区，搭车来到了上海，住进了位于八仙桥附近的我二姨家。在二姨家邓六金阿姨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曾庆淮（小名阿留）。事后我二姨为躲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就和姨夫到湖南衡阳去投奔我的舅公了。她俩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小的西药铺，维持生计。
      从此后，三姨就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了。她担任过上海地下党医务支部的支部书记，为新四军筹集药品和帮助来上海治病的新四军人员。许多负伤的领导都曾在我三姨和大姨的家中小住，有些人解放后还回到我大姨在江西中路的家，去看他们当年住过的阁楼。当时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烈士的爱人邱一涵同志和我三姨住在一起，邱一涵同志十分想念一出生就被送回湖南老家让奶奶抚养的独生子袁振威。三姨看到战友的思子之痛，非常同情，经过组织批准后，就委托来上海进药的我二姨夫陆楚梵，到湖南邵阳去寻找袁振威。当时的邵阳只是一个小镇，二姨夫终于在街上找到了正牵着瞎眼奶奶讨饭的袁振威，当时他才六岁，穿得破破烂烂，肚子上还长了个脓疮。二姨夫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给他治好了肚子上的脓疮，并为他置办了全身的新衣服，一周后把他带到了上海，交给了他的母亲。从此袁振威就把三姨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叫我的二姨夫为舅舅，我的三姨当然也是他的三姨了。2007年我随江西省新四军后代们重走父辈北上抗日路时，在南京第一次见到了袁振威大哥。从乔春雷（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乔信民将军的女儿）的介绍中我得知了袁大哥苦难的童年经历，猜到了他和我家的关系，于是我贸然去问了他，果然他就是被我二姨夫救回的孩子！我们高兴极了，为早已是一家人，如今才相识而激动不已。
      三姨和她的姐妹们，以及她们各自的家庭，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过贡献，可是解放后她们从来没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二姨解放后在湖南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怀，当上了政协委员，还被评上了三八红旗手。姨夫去世后，她毅然放弃了湖南的一切，把药房和资金都捐献给了当地政府，带着4个孩子回到了上海。没有住房，也没有工作。通过三姨和妈妈的介绍，二姨进了上海内衣厂的托儿所当了一名保育员，由于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很快就当上了所长，多次被评为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她全家长期挤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后来邓六金阿姨过问了此事，给她写了证明信，政府才分给她两间房子。可是二姨一个月只有80几块钱工资，要负担4个孩子，根本付不起每月100元的房租，只好用它作了交换，住进了江宁路254号里的一个十几平米的小间和一间6平米的亭子间。大姨一家在解放后也一直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一大家子人始终挤在江西中路的老房子里，所有的困难都自己扛着，从不居功自傲，更不向政府伸手。
      前辈们的牺牲精神令我敬佩，只求付出不计回报的行为令我感动。如今他们都已进入高龄，有的离我们而去了。我要抓紧分分秒秒，采访健在的革命老人，尽量把他们的记忆留住，为发扬和传承铁军精神而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