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的劲旅

      1939年11月6日，老“江抗”留下的伤病员和地方武装相结合，在常熟东塘市成立“江抗”东路部队。新“江抗”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后整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新“江抗”、十八旅和我党领导的老大哥部队一样，富有青春的活力。同时，它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沪宁沿线东段，大上海的外围，这些地方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年轻的工人、学生、店员和识一些字的青年农民参军的比较多，可以说是一支有文化的工农队伍。部队和根据地发展迅猛，干部队伍年轻化程度比较明显。各个时期师旅领导根据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善于掌握发展建设部队的条件。部队从苏南东路转战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后，在苏中区党委和一师统一领导、指挥之下，不仅源源不断地从江高宝兴（兴化）等地区动员民兵和农村积极分子参军，而且在上海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下，仍不间断地从城市工人、学生、店员中输入新的力量。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被日军占领，又有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学生青年来参军。
      1940年春，我在十八旅的前身——江抗东路政治部任青年干事，一度到太仓做开辟新区工作，不久又回东路和六师教导队学习、工作。
                                                                                                                       一次战斗
      我任青年干事时，根据领导的指示和分工，经常到连队帮助了解战士的思想和组建“青年队”。东路初期只有三个主力连，编为一个支队（后来称二支队），支队长是陈挺同志。“青年队”类似现在的共青团，队员经过个别谈话、审查、发展。三个连开始各发展了10多个队员，组织生活沿用半公开方式，队长从党员或即将入党的战士中挑选，由领导指定。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在连里同一位刚被任命的青年队长谈过心，中午突然发现日伪军向我们驻地北港庙一带奔袭。我部能参战的人员全都投入战斗。战斗持续了五六个小时，指战员作战英勇机智，毙伤敌30多人。我方也有8人牺牲，其中半数是青年队员和刚入党的战士。临黄昏，敌人被迫撤退，我在连里参加打扫战场，发现那位青年队长躺在麦田旁血泊中，已停止了呼吸。我们匆匆地掩埋了烈士的遗体，跟随部队转移宿营地。当时一起参加战斗的，我记得还有一位麦汝璧同志，性格热情豪爽。在北港庙战斗之前，一次行军刚到达宿营地，大家一起聊天，他曾说：“日本膏药旗可恨，国民党帽徽可恶，我最喜欢红五角星，像《西行漫记》里的毛泽东和小红军那样，可是现在又不能戴。如果我牺牲了，希望在坟头上能刻个红五角星。”后来他在当连队政治指导员时也在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牺牲时战友们只能匆匆地掩埋他的遗体，也没有条件按他的遗愿去做。麦汝璧同志那时20来岁，那位青年队长只有十八九岁。像这样一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同志，他们是自觉自愿地赴汤蹈火，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
                                                                                                                 一次电影晚会
      1940年秋冬，部队在江阴、无锡一带活动。澄锡虞地区顽伪势力受到我们沉重的打击后，情况相当缓和。谭震林司令常派人去上海，通过上海党组织的帮助，进行扩军、采购军需物资和文化用品。去上海的同志曾设法租到了一部苏联有声电影《农夫曲》，在指挥部驻地江阴小庄圩、蒲墅里、张缪舍向军民放映。当时能看有声的电影，不要说农村群众感到异常新奇振奋，就是从上海等城市来的同志也觉十分难得。我们教导大队紧靠指挥部，得以优先观赏。记得《农夫曲》的主题歌是《火犁进行曲》，歌词里有：“哦火犁，你是钢铁的战马，火犁，你是我亲爱的战友……”电影和歌声扣动了人们的心弦。“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农庄青年男女劳动欢乐的情景，使我们十分向往羡慕。我在教导一队任政治指导员，陶剑华同志任文化教员。陶剑华身材魁梧，唱歌声音宏亮，是个“洋嗓子”，指挥唱歌节奏准确有力，人们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牛”。他年龄比我们大好几岁，但是性格仍像一个老小孩，部队和驻地群众都喜欢和他接近。他教我们大唱特唱《火犁进行曲》，前前后后还教过《反扫荡》、《军民合作》、《伏尔加船夫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和《新四军军歌》等。
                                                                                                                       一次报告会
      谭震林同志经常向我们作形势任务报告，大家都很喜欢听。他不用讲稿，我们在小笔记本上记下来，回头再看记录稿，很有条理，很受启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报告着重谈学习问题，他说；“今天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今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要靠我们善于学习。我们不仅要埋头工作、英勇作战，而且要随时随地利用战斗间隙，多学一点军政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战胜敌人。”
      我们当时处在战斗行动频繁的环境，很少提到和听到“学习”这个词。尽管也经常上军事政治文化课，尤其是教导队，本身的任务就是组织学习、培训干部，但是像谭师长这样一次专论学习、强调加强学习，却觉得很新鲜。毛主席关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大竞赛”和“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等论述，也是在谭师长这次报告里第一回听到的。从此以后，我们经常要检查自己是否坚持“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也反复要求学员回部队后自觉去做。后来我被调到五十四团三营工作，有一天团长吴咏湘同志和我闲谈，他也谈到自己的学习精神和态度是深受谭师长的影响而养成的。他说，谭师长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抓紧点滴时间学习，而且十分重视组织干部学习，重视培养扩大干部队伍。他还举了谭师长怎样请别人帮助学文化、怎样想方设法找到敌伪报纸进行阅读，辩识情况的事例。我当时深受启发。干部队伍年轻，军政工作活跃，是我们部队的特点。师旅首长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引导干部和战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利用战争间隙坚持认真学习时事、政治、文化，是广大干部和战士迅速成长的重要经验。
                                                                                                         一次军民联欢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苏中一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教导队也于该年冬扩建为大队，李超同志和我分任大队长、教导员。学员对象不仅有主力连的战斗骨干，而且还选调来大批民兵骨干，培训后分配到各营团工作。教导大队一面进行教学，一面派干部帮助组织当地民兵。每到一处驻地，不是住一二宿就开拔，而是住十天半月才转移。我们和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时老驻地的房东还带着小孩，挎着自种的茨菇和自家打来的野鸭，像走亲戚一样，跑了10多里路来看望我们。1944年春节，我们在宝应郑家渡，军民齐动手，结合积肥大搞卫生，清理扩充了活动场地，开了个军民联欢大会。学员中的外地人、本地人和村里的积极分子大显身手，荡湖船、踩高跷、打莲湘、说快板，节目丰富多彩。“春天到了万物都发青哪，来了新四军，爱我们老百姓，老百姓、新四军本是一家人，老百姓、新四军本是一家人……”这种鱼不离水、水乳交融的情景和歌声，几十年来常在我脑际萦回。
      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和参谋长夏光同志等已经调走，刘先胜旅长、韦一平政委和刘飞副司令等到边缘地区检查工作和指挥作战时，路过我们驻地，常来了解情况，指导我们工作。我们教学工作和物质生活上有了困难，领导上总是及时关心帮助，设法解决。我们一批批年轻的战士、工作骨干，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培育下不断成长起来的。
      前几年，无锡张泾桥已建立新四军六师纪念馆；今年，常熟徐市镇也正在积极筹建新江抗北港庙战斗纪念馆。乡镇建立革命纪念馆，无锡、常熟也属首创。我们祝愿各地基层红色资源的开发不断有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