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江抗”在战斗中成长

1939年11月在江苏省江阴县西桥，陈毅（后左4）、乔信明（前左1）、何克希（前左2）、叶飞（前左3）、王必成（前左4）、刘培善（后左2）等合影

今年11月6日是新“江抗”成立70周年。
       1939年9月下旬，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主力回师锡（无锡）澄（江阴）地区。10月8日，叶飞率“江抗”抵达武进县的西石桥。为执行新的任务，陈毅决定“江抗”进行整编。随即，“江抗”移驻扬中。
      “江抗”西撤之后，东路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伪除加强交通沿线的据点守备和严密封锁外，还频繁地对乡村进行“扫荡”。
      “江抗”西撤时留下的不能随军行动的几十个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由常熟县委把他们转移到阳澄湖畔的村庄里，在群众的掩护下进行流动治疗。当时形势险恶，伤病员只能隐蔽在阳澄湖一个港汊近旁的芦苇丛中，白天挖点芦苇根充饥，天黑后，当地群众冒险送来熟食。不久，秋雨连绵，湖水暴涨，淹没了这块小洲。他们手拉着手，不敢打盹，以防被湖水氽走。他们没有药物治疗，没有营养保障，身体虚弱极了。待湖水退走之后，他们清点人数，还是少了一个，是被湖水氽走了，让人痛心的是连名字都不知道。这引起重病留此的原老六团作战参谋、后任“江抗”第五路参谋长夏光的重视，他与顾山战斗负重伤的刘飞商量后，立即由他主持召开了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登记个人姓名，留下一份36人的花名册。
      蛰伏芦苇荡的伤病员在常熟县委的安排下，转移到张家浜。然而，缺医少药，酿成10个同志死于败血症，有一个同志因伤重而逝，留下的只有25人了。就是这些尚未康复的伤病员，给常熟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人们传说：“江抗”没有走，张家浜有个“江抗”留守处。伤病员来到夏光同志面前，争说自己已经康复，可以拿起枪来与日、伪、顽干了。其实，这也是夏光正在谋划的一件大事，兑现编造花名册时的承诺。
      已是“挺纵”副司令员的叶飞，于肩负“发展华中”重任的同时，一直想着要在东路“重建武装，坚持抗战”。经过深思熟虑，他把第二团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调出部队，要他从扬中返回常熟。临行前，叶飞对杨说：“坚持东路抗战，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有重要意义。苏、常、太地区基础好，留有伤病员和武器，重建武装是有条件的。”
杨浩庐到达阳澄湖，先后见到了刘飞、夏光。由夏光引领，杨浩庐与特委代理书记张英、特委委员兼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民抗”司令员任天石，还有东塘市办事处主任蔡悲鸿等开了几天会，传达了叶飞关于“重新组建部队，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司令员由夏光担任，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原老六团党总支书记黄烽（重病员）任政治部副主任。
      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市宣告成立。夏光首先把已经恢复健康的伤病员吴立夏、张世万、叶诚忠（均为闽东红军连、排长）等十余人，组成一个班，对外称特务排或特务连，吴立夏是班长又是连长，仅有一支驳壳枪，还是刘飞去上海治伤时留下的。
      在地方党组织的鼎力相助下，到1940年2月初，新“江抗”已发展成近百人的主力连。
      从1940年2月中旬到4月，新“江抗”在何克希、吴仲超、夏光指挥下，频频出击，转战沈浜、陆家桥、华村、阳沟楼等地，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伪，震慑了顽杂部队，新“江抗”声威大振，部队也由一个连发展到5个连。4月下旬，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达常熟董家浜。这是陈毅为发展江南抗战，经他多次建议，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于3月间决定，派谭震林到东路组织军政委员会，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
      4月25日，谭震林在徐市召开东路干部会议，成立以他为书记，何克希、吴仲超为委员的东路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简称不变），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副司令员，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并决定立即整编部队，大力发展武装，制定《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
从1939年11月6日，到1941年1月，新“江抗”在战斗中锤炼成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被誉为“党的模范游击兵团”。
      皖南事变后，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全军扩编为7个师、一个独立旅。整个苏南部队改编为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3月上旬，新“江抗”移至路西地区，改编为第六师的第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治委员温玉成。新“江抗”所属三个纵队依次编为五十三、五十二、五十四团。11月，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谭震林率师部和十八旅渡江进入苏中；第十六旅留于苏浙皖边，坚持抗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